面对外国人16题

指路人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日益临近，大量、频繁的中外交流、交往过程中如何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障碍，辽宁出版集团特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写作了《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一书。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多年外事交往经验，结合中外日常交往中的实际事例，通过一个个小故事，以“话说体”的方式，深入浅出、深刻生动地说明了对外交往交流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帮助人们了解背景，促进理解，消除障碍。本版摘选其中16题，分三期刊登。 “你面对的是外国人” 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要想取得较好的表达效果，就得事先多想想对方是谁，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可能有多少，怎样对他说，他才能听得懂。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关于中国发展趋势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到，研究中国沿海的经济态势时，要特别留意“四东”——辽东、浦东、山东和广东。发言后，一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迷惑不解地问：“辽东省在哪里？”“浦东省为什么这么小？”似乎他没有听明白中国代表的这段介绍。 将四个带有某些共性的地区，以“四东”并列，再加以论述，对中国人来说简明易记。可是对于外国人，理解起来就很困难。因为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难免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缩略语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口头上（如把某项有三个投资来源的工程说成是“三个一点”），在涉外谈话中不断重复，外国人会感到很费解，就像在吃饭中不断嚼到生米粒一样，再好的美味也会倒胃口。 有位资深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专家曾建议从事对外工作的年轻人：“在你桌子上放一块牌子，上面写‘你面对的是外国人’。”我深感，如能记住此言，并身体力行，对外交流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看，这对任何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的人都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 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单位或街坊邻里“人缘”好，是指他谦虚待人，有责任心，讲信用，助人为乐，与周围的人关系良好，大家都喜欢他。能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前两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要求自己的人，必定是有好人缘的人。 一个国家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对世界有责任感，国内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就会以良好的形象立于世界，从而受到各国的尊敬，于是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国缘”好。在当今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缘”“国缘”都极为重要。如果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讲究信用，货真价实，付款及时，那么，这家公司的信用等级就会升高，它在国际贸易中付出的成本就会降低。同理，一个国家的“国缘”好，它在国际社会中，就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凡事都容易成功。 中国不仅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为“和谐世界”作贡献。当今有人一味宣扬中国强大了便会对别国造成威胁。可是，因为这种论调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并未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 2007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国际声望日益增强，全球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好于美国，这大大出乎某些外国人士的预料。中国的好“国缘”不是自我标榜，不是苦心孤诣凭空“树立”的，是靠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表里一致、久经考验赢得的。 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心是一杆秤，是一把尺。“权，然后知轻重；衡，然后知长短。”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人们对大是大非问题是先行权衡，后作判断的。 公民的外交责任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人的言行不仅表现着他个人，还会在自觉不自觉中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1981年，我在北京饭店会见发明彩色电视的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代表团，他们的一位工程师随口对我说：“这个饭店住着各种肤色的人，这就像我的国家一样，各种肤色的人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力量所在。”显然，他的话语中包含了他认为的“美国精神”。他把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纳了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得意之情，这样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出来。 在日本札幌市的一艘旅游船上，一位刚由专科学校毕业的导游小姑娘说：“前方海上的那几个小影子，就是著名的‘北方四岛’，它们的所属权是有争议的，日本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它属于开辟它的人——还请大家多多关照。”然后，她向游客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外国人尽管不能就此争议贸然表态，却都被她得体的表述和礼仪所感染。一个如此尖锐的国际问题，经过一位“导游小姐”如此描述，竟然起到了出乎意料的“公共外交”作用。 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由衷热爱的情感流露，是赢得别人尊重的基础。我也曾在个别国家见到有的人牢骚满腹，对外国人说一些偏激的话，或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一种冷漠，外国人并未因此而佩服他或尊敬他。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现出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这没有例外。 “来而不往非礼也” “礼尚往来”是人们处世的基本原则。与外国人的交往，更应如此，因为一旦发生了误会，很少再有解释的机会。 很多人在出国访问之前，接二连三地给人家去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请对方在安排日程和其他接待方面提供帮助。如要安排一周的日程，没有10天、20天是办不成的；有时联系起来，自己都感到不胜其烦，更何况接待方了。有的人访问归来，就万事大吉，绝不再专门致信表示对接待方的感谢，更遑论保持联系了。这种“有事就求人，无事不理人”的做法，与其说伤人，倒不如说伤己。人家可能会误解：举手之劳的事情都没有用心做，更重大的事情还可指望吗？ 也许，我们并非有意轻慢对方，可能就是没有这种习惯，误会也就在不经意中产生了。但是这种做法不合乎大多数国家的礼仪，我们在接待外国访问者后，几乎没有接不到他们感谢信的时候。 别忘了中国自古就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格言。回国后，给对方每项活动的主人一一致谢函，就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了。我们热情地接待完来宾后，收到一封感念的来信，心里不也会得到一点欣慰吗？ 从ABC讲起 香港南龙集团总经理龙安志（Laurence Brahm）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在中国呆了20多年，娶了中国夫人，能说流利的汉语。他与人聊天不爱谈生意，却爱谈中国文化。他曾对我说，中国文化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四合院，经过努力摸索，才能找到门口；进入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美丽的大花园；在园中走动，有时要直行，更多的时候要会拐弯，可谓曲径通幽。 的确，和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表达（说话、诗词、戏剧）较为含蓄，加之外国人会汉语的少，“四合院”外围就不像透明的栅栏，而像砖墙了。不易得其门而入，是很自然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出版了一些供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外文图书，不过，许多外国人还是认为写深了，不容易读下去。也许中国作者应该把外国普通读者设定为高中程度，因为即使有些外国人是专家，但除了他的本专业外，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上就相当于该国高中毕业的水平。所以我们和外国人聊天谈论中国，或者给一般外国人写介绍中国的入门书，还是从ABC说起为好。至于外国汉学家则另当别论，他们主要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来研究中国的。 “龙头”是什么？ 我们在与外国人谈话时，往往会用中国人熟知的比喻，可是有时外国人听不太明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向外国人介绍浦东开发时总喜欢说“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在汉语中“龙头”比喻带头的、起主导作用的事物。可是外国人对中国的龙很陌生，更不甚了然“龙头”是什么意思：是动力，是大脑，还是先锋？于是我们常说，以浦东开发为“引擎”（或“火车头”或“契机”等)，带动周围地区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用这样简单明了、中外共知的比喻，外国人反而容易听得明白。 有时，我们也会这样描述浦东：“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加强同世界的对话，政治的对话通过首都来进行；而经济的对话则主要通过大的经济城市来进行。中国目前还没有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那样的国际经济城市，在当前中国，上海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城市。为此，上海就得加强建设，浦东开发就是这种建设的重要部分。浦东就是像新加坡那么大的一块宝地，要把它建设成具有先进城市功能的新区。” 我们有时还会说：“浦东经济就要起飞了，它已经在跑道上了，愿意上飞机吗？”这样，已大体说明了为什么要开发浦东和浦东给世界投资者所带来的机遇。 “一仆二主” 大翻译家杨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中文译者）说过，笔译者是“一仆二主”中的“仆人”，既要服侍原作者，又要伺候读者，二者兼顾，颇不容易。 那么，口译者这个“仆人”就更难当。在特定的场合下，要反应迅速，还得准确，因为口译没有查阅字典和文献的时间，当个好口译者则更属不易。 有一次，我在上海接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想在交谈时说：浦东的高楼大厦就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谱写出城市的交响乐。我怕这话不好翻译，事先和我方的翻译说了，她就提前准备了“五线谱”、“音符”等音乐术语。我与布什交谈时，由对方翻译主译，遇到这段果然卡壳了，我们的翻译及时地补充上去，谈话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布什高兴地说：“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一定来浦东投资。” 翻译者的成功其实就是说话者的成功。说话者要考虑翻译的工作难度，有意识地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理想的表达。其中要注意几点：尽量在讲话之前，把可能用到的专业术语告诉翻译者；说话语速要慢，因为汉语的句子一般比其他许多语言的要短得多，说快了，同声传译时，就不得不省略一些原话；逐句译时，三五句一停较为合适，一口气说得太长或太短都是不合适的。 如果说话人懂些外语，发现某句话没有译准或遗漏了，最好的办法是用中国话再重复一下这句话，给翻译者一个纠正和调整的机会；切忌当着大家的面就说“译错了！”之类的话，这会影响翻译者的情绪，容易接连出错。 “越发展越要谦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访问日本一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其间，副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副省长）特意选择市郊的一个古老的庄园宴请我。据说这个庄园有100多年的历史，房屋中的字画和屏风上的文字都用汉字，其内容、书法皆为上乘。在这样的环境中谈古论今，自然十分亲切。离别时，他忽然对我说：“今后中国要领导亚洲了，日本不行了，那时还要多多拜托。”我回答说：“中国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当时的数据），眼下日本经济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患感冒了，绝不是肺炎，很快就会好起来。”他说：“日元不行了，就要让位给人民币了——这是你们的一位学者说的。”我回答说：“这位学者可能是喝酒时说的吧！” 的确，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一直保持了健康的发展，其速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直到今天，我们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人口却占了21%。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但平均到十三亿人，排名就很靠后了。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人均财富排名靠前了，那时就可以骄傲了吗？“满招损，谦受益”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1989年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吹牛，越发展越要谦虚。”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中国的体育精神之一。有些外国人不理解：既然友谊第一，又何必比赛呢？既然办运动会，当然还是比赛第一，还不如明确地说为“比赛第一，友谊第二”——虽然，这还是比“比赛唯一”好得多。也有人解释说：这只是一个口号，比赛赢了的时候，用来安慰对方；比赛输了的时候，用来安慰自己。应该说，这些观点，或是一种糊涂，或是一种曲解。 中国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中国体育精神的真诚表达。一是说比赛的目的是加强各国体育界的交流；二是说比赛中运动员和裁判员必须尊重规则、尊重对方，如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宁可失分不可伤人等；三是说观众要公平地、心平气和地对待比赛双方。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世界上理解、认同、支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人越来越多了。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完全符合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顾拜旦的一句名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并且可以扩展到体育以外的领域。顾拜旦还说过：“请牢记这句铿锵有力的名言。这个论点可以扩展到诸多领域。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战斗。” 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在国内外重大足球赛事中，都有众多球迷临场加油助兴。他们身披彩衣，头扎绸带，脸涂油彩，欢呼声震天撼地，慷慨地让别人也分享他们的激情。没有球迷，足球比赛至少失去一半风光。遗憾的是在热闹的赛场上，总会有不和谐现象出现，中外赛场，概莫能外。 1985年8月，首届“柯达杯”——16岁以下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在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和大连举行。8月7日晚，在北京赛场的观众席上亮出大幅标语：“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这八个字，取自当日《北京日报》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写的。 为此事，我请教过昊苏先生。他说，此八字取自苏东坡《观棋》诗，原文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以当代人的语言习惯，作了调整。文章的用意是针对一些球迷过度看重比赛胜负的现象，劝诫过激球迷不要过度狂热。 我们知道，苏东坡一生多舛，写此诗时已年过六十，被贬在海南岛。其实，他写此诗，其意不全在于棋（他说过，他不会下棋），主要是表达他对人生得失成败所持的达观态度。而我们借用苏东坡的诗句，意在发挥它的积极意义，希望它能成为体育精神中的一个经典口号。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最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问路。 一次，我随团去波兰访问，住在华沙一家宾馆。从地图上看到，宾馆附近有一个肖邦公园。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出来，想用一小时对肖邦公园进行快速游览。在宾馆外的一处公共车站上，我向一对正在等车的波兰老年夫妇问路。虽然语言不通，但“肖邦公园”的英语发音大概和波兰语差不多，两位老人欣然带着我走了两个路口，把我送到能看见公园的地方。由此我得到了“波兰人乐于助人”的印象。尽管我并不知道，是否曾有“波兰人最愿意帮助人”的说法（据有的欧洲人说，葡萄牙的里斯本人为陌生人指路最热情）。你看，像是“问路”一类的小事情，也会给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带来美誉。 在美国纽约，我也见到过不愿意指路的人，或随便指路、指错路的人。幸好我与美国人打交道很多，所以才没留下“美国人不愿意帮助人”的印象。 中国人多数是乐意为人指路的。可是为外国人指路，有时会有语言的障碍，但只要仔细听，就像那对波兰夫妇一样，路名的发音还是可以听明白的，再加上手势等肢体语言的补充，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这个礼品正是我需要的！” 曾经有多位外国朋友向我提过同一个问题：每当他们向中国友人赠送礼品时，中国人总会说：“我已经有了，您留着用吧！”等类推辞的话，他们十分纳闷的是：为什么就那么巧，我要送的东西他们都有？是不是有意与我保持距离而婉言拒绝呢？有时中国朋友收下礼品，没有当面打开看一看，他们又会想，是不是他们嫌我的礼品不够好？ 十分有趣的是，又有许多中国朋友跟我说起过：在他们送外国朋友礼品时，对方总会十分高兴地说：“真好，这正是我需要的！”并且会当你面打开包装，称赞这个礼品。中国人会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不客气呀？ 看来，双方似乎都认为对方有些言不由衷，其实这只是不同的客气方式罢了。出现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他们都从本国的思维习惯去揣度对方，认为自己那样的表达才是尊重对方，对方听了会高兴。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表达方式，有着相同的意义与愿望。 理解了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提出一点建议：当你遇到外国人向你赠送礼品时，我们不妨来个“主随客便”，也说上一句：“真好，这正是我需要或‘喜欢’的！”不过，即使有人教他们，他们大概也不会说：“还是您留着用吧！” “过来，这有外宾！” “老人优先”，“妇女优先”，不能变成“外国人优先”——否则就会改变“礼让”的本义了。 许多年前，有一次我乘坐火车出公差，一个外国旅游团坐在相邻的一节车厢里。在山东德州停车的时候，卖烧鸡的小贩出现在月台上。这时，只听那个外国旅游团的中国翻译在月台上对被顾客围着的小贩大声喊：“过来，过来！这有外宾！”接着，他又指着远处的售货亭，对过来买烧鸡的中国乘客说：“那边买去！”一位乘客回了他一句：“你上那边买去吧！” 本来，谁叫小贩过来都是可以的，但是以“外宾”作为优先于他人的理由，却不能成立。我们有热情待客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不能扭曲为“外国人优先”，那是属于半殖民地时代的产物。在公共场合，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一视同仁可矣。 “他为什么不看着我？” 我国前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先生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德国。在机场送别代表团后，大使问自始至终陪同他们的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你觉得这个团怎么样？”没想到这位官员回答说：“我很喜欢这个团，访问颇有成果，但是我不喜欢这位团长！”接下来解释道，“这位团长对我说话时总不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很多国家的人们都认为，对话者不正视自己是一种藐视。我们确实有些人说话不习惯看着对方——不论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究其原因，可能是东方传统讲究辈分和阶级差别，如幼时慑于师道尊严或者父母严厉，在与他们说话时不敢或觉得不应直视对方，以低眉顺目表示一种恭敬。在泰国，年轻人或下级遇到长者或上级时，甚至要低头猫腰快快地绕着走过去。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沟通中，目光交流也是一种不经意的语言，人们会在目光中感觉到彼此的感情和意图。说话不看对方的习惯，要改正并不困难。 当然，交谈时也不见得非要一直对视不可，大体上保持面对面的方向也就可以了。 难以翻译的“关系” 一个英国公司的几位领导人和我探讨：中文的“关系”（guanxi）能不能译成英文的“关系”(relation)？在英国，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是指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如产销关系、信贷关系、咨询关系、媒介关系、税务关系等等。当然，这种公共关系也是由日常的人际关系来保持联系的。人际关系有疏有密，有纯工作的，也有纯友情的，也有兼而有之的。在英国，公共关系很重要，它构成了企业的运行环境。“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互识和信任。 他们说，他们在中国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的“关系”比英国的“关系”外延大得多，有了guanxi就有可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就可能办成在法律边缘，甚至超过法律的事情。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如何与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建立guanxi，而这种guanxi是否可信?通过guanxi获得的利益是否有保证？有guanxi的人或企业和没有guanxi的是否平等？ 接着，他们讲了一段经历。曾有一个企业的总经理，与他们共进晚餐，谈起合作条件时，夸耀自己在当地的“能力”，说出能给合作者几项法规、政策以外的税收优惠。这几位英国人表示疑惑，这位总经理说：“绝没问题，我的guanxi多！”他们听后，不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 给自己和别人出坏主意的人，一语即出，便给自己插上了“不可信”的标签。这位总经理以为在外商面前吹嘘自己的guanxi，会给自己的形象增色，结果留下的是“以违法乱纪为荣”的印象。 我给他们的回答很明确：这种特别定义的guanxi不可信任，消除这种现象是中国政府的急迫任务。 响应姚明的倡议 已有研究结果证明，鱼翅并没有多少营养，它本身也没啥味道，所以，炮制鱼翅手工繁琐，要靠鸡汤和多种调料辅佐才好吃。因为其价昂贵，主人为了表示盛情，在款待外国人的宴席上总是要点上它。但是，他们常常把青菜吃光了，鱼翅却剩下了。海参、鲍鱼、燕窝也往往遭到和鱼翅同样的命运。有些国家的人从没吃过鱼翅，并且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 渔民将鲨鱼的鳍剪掉，然后将鲨鱼扔回大海，无鳍的鲨鱼必死无疑。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为了获取鱼翅每年有1亿条鲨鱼被捕捞。再如，燕窝是金丝燕辛苦分泌的胶质性唾液所制的巢穴，收取的次数多，会严重影响到金丝燕的生息繁衍。 在改革开放时代，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也正在改变。不久前，篮球明星姚明和影星成龙等国际知名人物率先发起了“不吃鱼翅”的倡议。美国《纽约时报》随即发表了对此事的报道，认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不吃鱼翅其实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但在中国，这种昂贵的美食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姚明在表达出自己的这番意愿时，也承受着一定的外界压力，不过很显然他已经做足了准备”。 姚明说：“导致一个物种灭绝并非是中国传统中的一部分。当有一天你找不到鲨鱼时，你怎么去维持所谓的‘传统’？” 摘自《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