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以前的文章

指路人

1981年6月，应波兰华沙科学院邀请，我第二次前往波兰。此行途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乡水城威尼斯，转道西德去华沙。在去波兰的火车上，见乘客们都在西德买了许多粮食和肉罐头，我知道这是波兰工人罢工后食品短缺的缘故，后悔自己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到了华沙，接待我的是李约瑟博士的好友，一位历史系的主任，他又兼任党支部书记，他来接我时，见我两手空空，大失所望。我说：“很对不起。”他说：“不是对不起我们，而是你自己。你的肚子会受不了。”幸好他的母亲很慷慨，把自己的定量肉送给他儿子招待我。这位系主任又到越南驻华沙的大使馆借来20公斤大米给我吃，使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华沙分新、旧两城，都很美丽。我比较喜欢旧城。旧城大多是古典风格的建筑，艺术性很高。星期天我常去教堂，各个教堂做礼拜的人都很多。如果说德国人充满理智，波兰人则富有情感。他们的情感在他们的著名爱国音乐家肖邦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肖邦死于法国。他要求把他的遗体埋葬在法国，而把他的心脏送回祖国——波兰，葬在神圣十字架大教堂。 那位历史系主任有很多在政府机关、教会和自由工会任要职的朋友。一天，他带我去华沙大学认识波兰自由工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数学系的教授。他们那天正在开会。我问这位教授：“你们自由工会运动目前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是为了得到绝对的自由。我问他们能达到此目的吗？他说：“是不容易的，波兰在政治上和地理上豆处于苏联和东德之间。这种地位使我们很难答道这一目的。”我又进一步问他们的最终目标，回答仍是“绝对自由”。我想:眼前很难达到，遥远的就更难达到了。看来，他们的斗争是感情用事的。 街上粮店和许多店铺的货架上都是空荡荡的。但是中国茶叶倒有货。到农场里去一看，种的花比菜还多。人们告诉我：波兰人信奉天主教的很多。所以一到圣人的日子，或亲朋过生日，人们总得买花。街上花多菜少，我一直后悔这次没有带吃的来。一天，我灵机一动，对我的朋友说：“我有办法了，保证三天之内搞来许多肉。”我请一位科学家的朋友带我去华沙南郊农村参观。我提出不去集体农场，而要看看私人农场。这个小农场的女主人是一个典型的斯拉夫人，披着大头巾，穿着长筒靴，看上去很年轻。我问起她农场的生产和收成如何？他扳着手指头如数珍宝一一告诉我，牛、马、羊、鸡等等。我一听说到有鸡，马上提出要向她买鸡、蛋。她不大情愿地说：“这些都要卖给政府。”我表示出美金买鸡、蛋行不行。她喜出望外，连连点头，抄起一把刀，满园子抓鸡，不一会儿，就宰了十几只鸡，又装了满满的一篮子鸡蛋。递给我，还问“够不够？”我把美钞一张一张地点给她，最后，我又加了一张。我们扛着东西，兴兴冲冲地跑回家。系主任见了很吃惊地说：“你真行！” 系主任请了许多越南留学生到家来帮忙。他们烧开水、烫鸡、拔毛忙个不停。这些北越来的留学生在苏联、东德、捷克等社会注意国家留学毕业后，借口到波兰旅游，一到波兰即要求政治避难，想在国外居留。因为他们认为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波兰政府也不赶他们，还鼓励他们同波兰人结婚。这些人留在波兰生活没有出路，又不敢再回越南。他们一有困难就来求助系主任，所以要他们干活，他们就来了。 我们请越南学生和我们一同享用用美金买来的鸡和蛋。吃饭时，我问他们越南人吃鸡喜欢用什么佐料。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酱油。”他们多年没有尝过酱油的味道，说我神通广大能搞到鸡一定也能搞到酱油。我拍拍胸脯说：“没有问题。”我知道华沙有一家上海饭店，是签订中、波有好条约时候时开办的。条约满期后，中国厨房全部回国，改由波兰人经营。我带着系主任去这家饭店吃饭。我用空汽水瓶装满酱油，想带走，不料让服务员看见了说这样做是违反店规的。我悄悄地塞给她一张美钞，他就不响了。这瓶酱油使这帮留学生欣喜若狂。没想到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都离不开酱油。 华沙的出租车司机很没有礼貌。有好几次，我要车去科学院，他们不是推说不顺道，就是坐在车里看报，理也不理。若再向他请求，他竟会勃然大怒，骂个不停。好在我听不懂波兰话。使我更加惊奇的是，陪同我的系主任不但不同情，反倒怪我不是。第二次，我们又遇到汽车司机在车里看报，我将一张美钞递过去，说了声“去科学院”。司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向系主任做了个鬼脸，他会心的笑了。 那位历史系主任陪我去见一位波共党中央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我们一起谈了五个小时的哲学问题。他是专门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讲授理论课的。我向他介绍我的《中庸辩证法》。他并不反对我的关于事物既对立又可以相辅相成的观点，但他问我一个问题：“有些事物既对立，又敌对，不可以相辅相成，你该如何处理这种异化？”我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圆圈，再将圆圈分成两半，我对他说：“圆圈左部分是阴，右半部分是阳。阴阳合在一个圆圈内是处于相辅相成的地位。如果分开就要异化。这是由于某种有害物引起阴阳两部分敌对而造成的。凡是能把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分开的都叫有害物。除掉这种有害物，分开的两部分就合起来了。”他觉得我的观点很有道理，要我把这张纸送给他留作纪念。 6月25日，我在波兰科学院向学者们作了题为：“异化与相辅之分别”的演讲。主题是：对抗性的对立是异化，相符的对立则不是异化，前者是有害的，后者是有益的，他们对我的演讲没有异议，来的都是波共党员和理论权威，我自然感到很欣慰。演讲结束之后，他们把讲稿拿去打印，一星期也没有打出来。原来秘书常在工作时间出去排队买面包、鸡蛋等，自然完不成了。要是在西方，这样做早就被老板解雇了。 这一次，我又到格但斯克去，找那位领导罢工的朋友。他已经逃到法国去了，家里只留下他的太太和两个小孩子。路上，见人排长队买洗衣粉，我也去买了两盒，送给朋友的太太。她高兴的很，说洗衣粉比花更贵重。 在波兰，听人们说连婴儿也喝不到牛奶，街上也买不到奶粉。我对此心中感到很不安。到了西柏林，我也买了一批奶粉送给波兰的儿童们。可是，我在西柏林没有什么熟人，请谁来帮助我做这件事呢？我向天祷告：“上帝啊！帮助我吧。”想着想着，看见前面有个教堂。教堂屋顶上的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莫非上帝歧视我，教堂会给我带来希望。过去一看，这是一家由教堂改建的博物馆。女看门人告诉了我当地牧师的地址。没想到牧师只在星期三接见来客。在我将来意告诉秘书小姐时，一位妇女过来对我说她很乐意帮忙、她是此教会幼儿园的园长。她请我到办公室里去谈这件事，她很同情波兰儿童的遭遇，但不知此事该从何入手。她希望我在柏林多逗留几天，让她去想办法。第二天，她开车带我到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我用信用卡在食品部买下柜台里全部的全脂奶粉，再装上她的汽车，送到负责代办空运的地方。很快，我们就办妥了托运到波兰华沙的手续。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高兴的是波兰的妈妈们能拿到我买的奶粉去喂她们的孩子了；感激的是这位西德妇女帮我实现了我的夙愿。 我特地请这位妇女去一家中国餐馆用餐。吃饭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位妇女告诉我，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爱上一位中国留学生，那人与我长的很相象。她甚至怀疑我就是那人。这使我十分尴尬。我把护照拿出来给她看，她还是一口咬定我就是那人。她约我第二天到一家公园见面。见面时，她拿出那人的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根本不象我；我想可能同我们看洋人一样，都长的差不多。洋人看中国人都一个模样。我相信她确实认错了人，我看她流着眼泪伤心的样子，很同情她。这时，天也下起小雨，我俩撑起一把雨伞、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的心也碎了。我紧紧地抱着她，想给她一点安慰。 后来，我回到加拿大，收到波兰朋友们的来信。他们收到我送的奶粉后，当即组织了一个奶粉发放“委员会”，由党、政、教会和自由工会的代表组成。此后，我又买了一批奶粉给他们寄去，害发动维多利亚教会人士援助波兰人民。当我得知第一批奶粉分配给华沙一家儿童医院的消息，我激动的留下了眼泪。此时我不由得又想起那位热心的德国妇女。 从波兰去西柏林，波兰朋友代我买了张二等车厢的车票。列车途经东德。早晨，上来一帮酒鬼，把整个车厢搞得乌烟瘴气。我只好逃到一等车厢去躲避。我进的那间包厢里，又进来个美国人，是个嬉皮士，说是在波兰游玩用光了钱，没有买票，混上了列车。不一会儿，一位东德的列车员进来查票。同个包厢里，西德人母女俩替这个嬉皮士讲情，列车员竟通融了。查到我，见我是二等车厢的票，列车员要赶我到回二等车厢。当时，我真火了，没票的倒能留下，有票的人还得赶走。东德列车员见我这个“老外”瞪眼，顺水推舟地说：“有票总比没票好，您请坐吧！”这场冲突就这样戏剧性地解决了。 来源：www.tancccs.com/zh/Langji 作者：陈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