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波兰作家的奥斯维辛

小飞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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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何
　　《在我们奥斯维辛》
　　[波兰]塔杜施·博罗夫斯基 著
　　王晓东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版
　　任何一个时期都包含着显性历史的另一面，亦即被遮蔽的平民历史。平民的历史也是漫长而无力的历史。它们“根本没有情节，只有孤独和荒凉”。
　　近日看了两部有关波兰人在二战时期的作品。其一是安德烈·瓦依达2007年拍摄的《卡廷惨案》，其二是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奥斯维辛》。电影是先看的，同时期恰好读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书封上是这么说的：“在奥斯维辛，你根本不需要选择做受刑者还是施刑者，因为你无法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这本集子收录的十二个小说选自博罗夫斯基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利亚》与《石头世界》。小说大概是依时序排列的，前后期的色彩对比很是强烈。如果说《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这几篇中笔调还略显幽默，虽然集中营的生活很恐怖。到了后面几篇——虽然这些都是作者战后写的——但内容究竟以战争临近结束为重，作者所思考的也就更多，而篇幅则短了下来，气氛亦愈发颓丧。如《施林格尔的死》《抱着一个包裹的人》《晚餐》《一个真实事件》《沉默》等都是这样。所选十二篇是作者后来对于集中营困顿生活的回忆，其间唯一改变了的只是他对人生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
　　与书同名的这篇《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是整个集子中最长的作品。作者思想的改变或即萌生于此：
　　“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而他们书写对话与戏剧，打着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古代的历史又怎么评价我们？历史提到特伦斯和普拉图笔下那些狡诈的奴隶们；历史提到保民官格拉古夫兄弟；历史还提到一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但被历史铭记的却是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是谋杀犯——西庇阿，是立法者——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我们对伊特拉斯坎人被灭族，迦太基文明的毁灭胡言乱语，对背叛、欺骗与掠夺歌功颂德。还有那罗马法律！没错，今天的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法治！如果德国人赢了战争，世人又会了解我们什么？……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与真相，但只属于他们。他们会创立新的宗教。”
　　这种思考很令我感动。任何一个时期都包含着显性历史的另一面，亦即被遮蔽的平民历史。平民的历史也是漫长而无力的历史。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就认为它们“根本没有情节，只有孤独和荒凉”。博罗夫斯基在这里之于柏拉图的愤怒正是作为一个人在十方与一念之间摇摆不定而滋生的愤怒。我是学哲学的，读这本书时偶然想起尼采。在后者的学说体系中，这种无力的愤怒感正当归入奴隶的道德。尽管之前我也考察过尼采思想（人生哲学）与纳粹思想（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但就中毕竟有其相似性。也可以说，尼采的思想中大有被混淆改篡的误读可能。然而若以个人的角度来看，作者上面那一段话当然是肺腑之言，其之于命运的沉痛与无可奈何已然达到极致。
　　又如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中的最后一封，作者听闻一位刚刚加入特遣队的犹太朋友讲述趣事，后者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新近发明的一种焚烧小孩的方法。犹太人讲完后，作者写道：“他把双手插进口袋，从我身边走过，连再见都没说一句。这是一个变态的谎言，一个怪诞的谎言，就像这集中营还有这世界。”
　　去年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一书开篇即说：“对波兰人来说，卡廷象征着苏联政治制度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现在已确定无疑卡廷惨案由苏联人制造，但波兰人民在二战中为苏德两国左右鱼肉的情形恐怕也很能为吾国人民理解吧。我们并非要出于一种思想才能发现人、热爱人，因为邪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恰恰是某种思想、某类教条、某种主义，由于其中存在的不宽容因子，反倒才真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说来一个人除非真心实意地思索而接受一种思想，另一个人没有必要也毫无权利去压制他者以信仰或改变信仰。但这话还是有些理想了吧。
　　真诚作恶与真诚行善其间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真（由个人价值出发的评判）并不具备终极意义。如自由主义便只是一种习惯，它无关终极出路。彻底的唯心哲学呼唤超人的到来，极端的唯物哲学则完全取消人的存在。这二者皆失之虚妄了。就思想本身而言，真心实意地思索以获得一种思想（由个人价值出发的评判）总要比受到压迫或压迫别人接受好得多吧。说实话，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激进言论也时常给我以忧惧。变革之后是否也大有清算的景象呢，未敢想象。周作人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信然。
　　另外，作者博罗夫斯基的写法用词始终是锤炼过的，但感情却未遭损害。由此我想到了卡佛这位极简主义大师。
　　卡佛一面生活在现实的崩溃边缘，一面用自己的笔忠诚记下这些无可挽救的生活真相——他眼中生活的支离破碎：餐馆女招待、倒霉的推销员、顽劣的孩童、旅馆清洁员、汽车修理工、失业者——那些在崩溃边缘挣扎的世人，那些无法摆脱痛苦借酗酒烂醉遗忘现实的世人，那些整夜整夜开着的电视，那些无休无止交谈却难以甩开沮丧的世人。
　　卡佛无疑要比博罗夫斯基更进了一步——在《巴黎评论》对前者的采访中，他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但二者的人生境遇迥然不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在我们奥斯维辛》越往后读，便越能读出前半部分小说中那些光辉与强作的鼓舞不见了。博罗夫斯基是在放弃着一些东西。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称为希望吧。——这个集子没有译序、前言与译后记，扉页上有关作者的介绍也仅仅写了简单几句：“因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均令他绝望，在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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