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汉语拼音之父不断书写“被上帝遗忘”的传奇时光

远洋孤舟

　　1月13日，“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迎来了108岁（虚岁）的生日，著名学者资中筠、吴思、张维迎、吴青、雷颐、章立凡等与周有光家人欢聚一堂，在北京举办以“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为题的座谈会，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祝寿。虽然由于身体原因周有光没能亲临现场，但他在视频中跟大家打招呼：“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周有光的一生可以用“传奇”来形容，早年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人到中年后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曾花费3年时间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那年，老人又重新拿起笔，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年过百岁之后，仍不断有新著问世，就是放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难找出第二个。

　　从经济学教学转向到语言学研究汉语拼音之父的错位人生

　　江苏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共走出了三位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在这里出生。

　　10岁那年，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兴办不久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进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1925年，由于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1927年大学毕业后，周有光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可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当时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的居多，可他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跟随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不料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学成之后本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但1949年6月，周有光夫妇却选择从美国回国，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希望“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

　　1955年是周有光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在业余时间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他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让他留在“文改会”工作，周有光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来就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周有光没有理由再拒绝，从此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

　　连襟沈从文送他外号“周百科”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是我国著名的昆曲研究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高官，父亲张武龄是民国初年的富商，热心投资教育事业。张允和共有六个兄弟、三个姊妹，叶圣陶曾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在张氏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是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了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张允和与她的三个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早在1925年，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是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就已相互认识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就已开始成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当时周有光正好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任教，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夫妻。

　　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连襟沈从文曾送给他“周百科”的外号。改革开放后，中美两国搞文化合作，其中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读者的购买力很差，所以在翻译成中文时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以后，又要扩大翻译，还成立了由六个人组成的联合编审委员会，美国方面出三个人，中国方面出三个人，分别是刘尊棋、钱伟长和周有光，从那以后“周百科”的名号就叫得更响了。

　　用电脑写作、明网上骂战、

　　知上映大片……

　　百岁后

　　不断有新著问世

　　一个人能活到百岁以上已属不易，如此高龄还能跟得上时代步伐、著书立说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周有光在这方面堪称前无古人：他会用电脑写作，网上的口水战也略知一二，电影院上映的大片他也比较了解，还差点进电影院去看《阿凡达》。他喜欢看书，而且主要看外国书，“我说不出哪一本书最好，不过我有一个总体印象：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光看中文的书不行，必须要看英文书。英文书是世界性的，发展是惊人的。过去每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现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是世界公民，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要读外国的书。”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他在序言中这样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老先生果然没有食言，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去年11月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其口述自传《百岁忆往》。这样的创作速度即使与年轻学人相比，恐怕一点也不逊色。其中《朝闻道集》出版时还引起了不小轰动，该书共辑录了39篇文章，涵盖了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内容，百岁之后写的新作就有23篇之多。

　　即使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像他这样在百岁之后还能不断推出新著的，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