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情 ——记波籍华人胡佩方

指路人

中国作家代表团即将启程出访波兰。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同志对我们说：“到了波兰见到胡佩方女士，她会为你们安排好一切。她很热情，办事很细致。” 华沙的夜姗姗来迟，晚上九时许，还是黄昏，飞机降落在华沙机场，我们披一身黄昏的霞彩，走入候机室。波兰文学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国大使馆的同志已等候多时。 在欢迎的人群中，见到胡佩方女士。50年代初期，这位在湘江岸边长大的中国女儿随波兰丈夫来到华沙，一晃几十年，红颜褪去，上了年纪，仍精神饱满。她不施朱粉，穿着朴素，短短的披肩长发。我注意到她叼着一支长长的玻璃烟嘴，抽烟一根接一根。抽的是波兰出产的薄荷香烟。 她是波兰一家销路颇大的《大陆》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刚来波兰时，战后不久，生活较艰苦，工资也低。上有生病的婆婆，下有幼小的女儿，她当过电台播音员、教师等，有时身兼数职，“玩命儿干”。到现在算是小康之家。不是每个移居国外的人都能发财的，当然，为数很少的波籍华人中，很富的也有。 我们没有带译员，在访波期间，她就成了我们的导游、翻译兼生活指导员。陪同的还有一位美丽的波美姑娘波热娜——波兰文协的工作人员。不过，她除了会谈几句“中国”，“您好”之外，一切都得胡佩方操劳。在波兰境内行程将近千里，够她累的。 我们年纪较轻的都叫她“胡大姐”，她确实象大姐姐，随和、亲切、爽朗。她很爱笑，同团的作家顾笑言老兄几句笑话就会使她笑得气喘。波兰的作家语多幽默。欧洲人的观念中，幽默是很高的智慧。也许是崇尚幽默的文学团体的薰陶，使这位不善幽默的女士也变得比较幽默了。因为不论从她的身世、经历、境遇都是严峻的——是一道如练的青光，不是银花四射。然而，她却以爽朗的笑温暖着远方而来的朋友，她有些笑话说得挺有水平。在整个行程中，都有她爽朗的笑声。 “我已经到了心灵完全可以向人们敞开的境界，包括我的私生活。没有什么不可以告诉人的。”她说。 她思想开放，讲究朋友之间的思想透明度。人，应该返朴归真。这是人性中美好的境界。 我们到她家作客。一道电梯上去，三楼，两房一厅的居室。居室是雅致的，两个字可以概括一切——书、花。阳台上栽满花。客厅、居室到处是书，一排大书柜放不完，堆在地板上、走廊里，连洗手间也堆着书。是书的世界。不少中文书籍，有大陆、台湾、香港的版本。文学、政经、史地、金石、绘画、考古……五花八门。看来，她对知识的涉猎面很广。“书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她旺盛的精力沉浸在书海之中，所以她博学、通达，身处万里之外的波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是还颇有新见。 我们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大美人。那花容月貌肯定会使当年许多热血男儿为之倾倒。照片上的她跟眼前的她仿佛是两个模样。故国数千里，人生几十年，世事沧桑，人生易老，变化太大。 她出生于湖南，解放前夕，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进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奔赴朝鲜战场。想不到这温文和蔼的学者是行伍出身。 大家熟悉了，常常开些玩笑。我指着照片笑道：“你年轻时那么漂亮，追求你的男人一定很多吧?” “是的。”她哈哈一笑。 “怎么爱上了波兰人?” “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留学生，我觉得他可爱，就爱上了。爱情这东西，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她微笑着，说得很随便。 她已经和波兰的丈夫离婚了。他是华沙一家大学的教授，离婚后和一位很年轻的学生结了婚。他和胡佩方有一位女儿，在美国留学。搞电影评论，一位芳姿绰约的女郎。我参观了这位小姐的闺房，雅致简朴，也都是书，门上挂了一幅中国欢喜佛的画。要是中国的道学家们看见家闺中的少女挂这样的画，准会气得发昏。然而这波兰少女却喜欢这古朴的中国画，堂哉皇哉地挂在门上，做母亲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说到女儿时她充满感情：“她是我的女儿，又是我的朋友。我们母女之间互相尊重。” 波兰鼓励公职人员买房子，政府有一定的补贴。这套房子是她买下的，大概花了一笔可观的钱。我心想，房子虽好，但一个人住着够冷清的。关于她丈夫的事不便再问，怕触动人家绵长哀怨的思绪。谁知她不这样看，主动地说：“你们大概想知道我为何离婚的吧?” 我意外地点点头。 “说起来有点偶然。”她象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有一天，我们乘一部出租车上班。下车时，司机问我：‘你们是刚认识的吧?’当时我没有说话。后来一想，多年夫妻了，同乘一部车，在司机眼里，我们不象夫妻，象个路人，这样的夫妻做下去有啥意思?我跟他说：我们的感情已经淡薄了，干脆离婚吧。他同意了，就离了。” “就这么简单?”我愕然。 “那要怎样呢?”她反问我。 “没有吵过闹过?”我想起国内办离婚案时，许多人要死要活的样子。中国人离一次婚，象是发生一场大地震，不少人的青春和精力为之耗尽，据说还有人因此服毒上吊。离过婚的男人或女人，额门上仿佛被刻了字，一辈子都有些善于飞短流长的三姑六婆在背后指指戳戳。 她淡淡一笑：“干嘛要吵闹呢?合则聚，不合则散。既然感情淡薄了，还呆在一个屋子里干啥?大家都苦闷，何必呢!我们平心静气地谈，客客气气地分手。欧洲人的观念跟中国不一样。” 她拿了几本影集给我们看，有一本是她夫妻生活的影集。有些很开放的照片，在海滨沙滩，在游泳场，她穿着很开放的泳衣。她和她的丈夫是那么亲昵，笑得很美。他是个美男子，波兰很多美男子。 “这就是他。”她指着照片上跟她生活了多年的丈夫，象说一位熟悉的朋友。 在国内，我还没见过一位有此胸怀，如此豁达的女士。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你一个人生活不寂寞么?” “你看，我那么多书，而且有做不完的工作。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计划翻译一些中国作家的小说。我喜欢蒋子龙的作品。”她拎起一本蒋子龙的新作《蛇神》，“我正在看这本书。” 看来，她对音乐没有特殊的爱好，她只有一部普通的收录机。我想，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天地里，应该有一部组合音响，困倦时放一放交响乐，让美妙的乐音在心田流过，那该多好!但是，音乐有时也会撩拨起人绵长的思绪，生活总不象音乐那么美妙。人在孤独时，美妙的音乐会使人哭泣。 “不过，人总有孤独的时候。我有时感到寂寞，看书也不能排遣，我就数贝壳。你看，我那架子上全是贝壳，我喜欢贝壳。这是大海的儿子。有的尽管很小，也是在大海的咸水中长大的。我数着数着，心灵就进入宁静的境界，那些涌上心头的无端思绪和烦愁就象海潮般慢慢退去。”她说得很美，象一首诗。 居室的走廊上有一个大木架，几层，全是各种形状的贝壳。那些贝类以弱小的肉体背着沉重的硬壳在海波中生存成长，生命消逝了，还给世界上留下闪光的东西，让人们喜爱，而不是给人间留下污秽!人们爱它是有理由的——这大海的儿子! 波兰有少量的波籍华人，据说在华沙只有几十户人家，大都是做生意的。胡佩方跟他们很少来往。她说：“我喜欢波兰人，波兰人胸无城府，天真得象大孩子。我喜欢跟他们交朋友。”我很有同感。在波兰短短十来天，我感受到波兰朋友们纯朴爽朗的心灵美，说谎和议论别人的私生活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藏奸耍滑使拳绊腿恐怕不是波兰人的性格。马克思提倡：人应该在更高的阶段上恢复孩童式的天真。波兰人大概是这样的。波兰的作家对官场上那一套看得很淡，有些著名作家连文学家协会都不参加，自个儿写他的作品去。文学家协会是真正的群众团体，很少有衙门色彩。至于“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天外奇谈，无法理解地球上会发生这类怪事。连波籍华人胡佩方也弄不清是怎么一由事。 人过中年，总会产生怀乡思绪。故国情深，胡佩方去年回过湖南老家，又以记者身分跑了国内一些地方。她到过广东，对广州、深圳的印象良佳，她特别喜欢蛇口工业区，觉得蛇口的开放改革搞得比较活，在她编辑的杂志上介绍过深圳和蛇口的发展情况。近年来，中国出访波兰的代表团逐渐多了，中国驻波使馆经常请胡佩方陪同中国代表团。中国的土地养育了这个女儿，如今，她作为波籍华人，正在为中波友谊桥梁的畅通默默地作出努力。 在华沙，她设家宴招待我们。在波兰数十年，她的观念已经欧化，但饮食上还不习惯于全盘西化，家居时仍以中国饭菜为主。在波兰，由于原材料的缺乏，要搞一台象样的中式的宴席难乎其难。华沙有个上海饭店，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她的家宴很简单，一盘酱肉丝，一盘红烧肉，顾笑言下厨擀的面条，以国内的标准，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庭小吃，但吃西餐倒了胃口的在座诸公如赴大筵，吃得眉飞色舞。观念会变，口味难改，她毕竟是喝湘江水长大的。 湘女多情。胡佩方女士对来自故国的客人一片真诚，充满情谊。曲终人散，该分手了。在华沙机场跟她吻别时，我怀着真挚的感激之情说一声：“大姐，后会有期!” （来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