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

高瞻远瞩

　1993年1月4日，瓦文萨总统夫妇在王宫大厅会见各国驻波使节夫妇。图为刘彦顺大使和夫人李惠娣参赞（左二和左一）同瓦文萨总统夫妇（右四和右三）互致新年祝贺。右二为苏霍茨卡总理，右一为斯库比舍夫斯基外长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刘大使，您好。执政40多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突然失利，此后，波兰政局急转直下，团结工会“和平地”获得政权，建立了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新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始则沦为参政党，终则停止活动，不复存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地在弱化，而反对派，尤其是团结工会却在不断地壮大，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您能否详细谈谈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10年衰亡的历史和团结工会逐步坐大的过程？

　　刘彦顺（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问题，我现在只能谈几点粗浅的印象和看法。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前政府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曾形象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步履维艰地参加此次大选，是“背着石头爬山”。拉科夫斯基认为“过去几十年所犯的错误”，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背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我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能力的削弱，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过去几十年所犯的错误”长期积累的结果。

　　说到过去的“错误”，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1948年波兰工人党内反对右倾民族主义的斗争，想到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想到1970年“十二月事件”。这些被称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和“信任危机”的事件，长期以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掘开了一道鸿沟，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内伤。

　　1980年7月，波兰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政府在不可抗拒的经济压力下宣布大幅度提高肉和肉制品价格，成为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这几乎是重新上演了一幕十年前的“十二月事件”，也真是重蹈覆辙了。但其结果却与“十二月事件”截然不同，在1980年工潮的声浪中，团结工会运动应运而起。自此之后，在波兰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双方之间攻守态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消长，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波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团结工会兴起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也随之改朝换代。盖莱克退出舞台，卡尼亚在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出任波党第一书记。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兼任政府总理，形成卡、雅联手执政的局面。不久，是年10月，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继任，并集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从团结工会兴起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终止活动，双方斗争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团结工会运动迅猛发展阶段。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革新与和解”主张，团结工会则无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呼吁，准备通过全国总罢工夺取政权。第二阶段为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战时状态”（即军管）阶段。当局对团结工会“动外科手术”，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濒于消亡。第三阶段为1983年7月至1987年11月，相对稳定阶段。当局结束“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虽有地下活动，但影响微弱，政治和经济生活逐步恢复，社会的相对稳定达到顶点。第四阶段为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攻守再易位阶段。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受挫，波兰统一工人党试图从政治改革中寻找出路，采取退守的姿态，团结工会利用1988年4至5月和8至9月两次工潮东山再起，展开积极的攻势。1989年2月，双方通过圆桌会议达成妥协，团结工会合法化。第五阶段为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政权更迭阶段。1989年6月，团结工会夺得议会大选的胜利，9月组成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新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拱手让出政权，波兰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1991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终止活动，退出历史舞台。

　　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向波党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不断地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政治手段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团结工会制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反复斟酌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波苏矛盾的症结。1981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会确定了“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对这条路线，团结工会置若罔闻，而党内的强硬派极其不满，苏联更深表怀疑，并向波兰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再要求波兰改变九大路线，实行军管。

　　徐：当时苏联如何向波兰施加压力，能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吗？

　　刘：苏联领导人插手波兰内部事务，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前夕，1981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敌人（团结工会）面前缺乏原则性，指责他们口头说斗争，实际无行动。这封信是苏联领导人对卡尼亚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亲苏的强硬派在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卡尼亚的攻击。九大前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休息期间，党政治局开会。当时亲苏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格拉布斯基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返回后当众声言：“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即卡尼亚），你已经失去了盟国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在波兰进行统治！”强硬派有恃无恐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1981年7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莅临华沙，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葛罗米柯要求“必须把格拉布斯基保留在领导层内。”卡尼亚陈述了格拉布斯基电话事件，葛罗米柯表示不相信，反问一句：“真是这样说了吗？”雅鲁泽尔斯基立即作证说：“整个政治局都听到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后，新当选的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同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8月赴苏，在克里米亚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面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施压，他直言不讳地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分成左、中、右三派，说九大是右派占了上风，要求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保护左派，疏远右派，修改“九大路线”。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和解吗？好啊，可是你们同什么人和解？同敌人能和解吗？让步已经够了，革命必须善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回到波兰后，雅鲁泽尔斯基对朋友说，参加这样会谈，自我感觉颇坏，是“去听训斥”。

　　1981年9月18日，在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断言“在波兰不断加剧的反苏主义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波兰领导“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因此苏方要求波党必须“立即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视苏联的行径”。这是公开对波兰事务的干涉，几乎是向波兰下达指令了。

　　整个1981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持续不断和逐步升级的。苏军多次在临近波兰东部边界地区集结，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波兰是华沙条约成员国，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频繁地莅临波兰，在一年内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多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不无感慨地说，“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库利科夫态度强硬，说什么“妥协，如果有效果，还好；如果没效果，那就是灾难。如果苏军受到威胁，我们的回答是：手不会发抖”。是年12月初，库利科夫再来波兰，带来了整个参谋部，“待下来不走了”。

　徐：可否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压力是促使波兰实行军管的外部因素？

　　刘：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合乎逻辑的。1981年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波兰当局的处境十今尬尴。团结工会摆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一再拒绝波兰当局关于和解和安定的呼吁，不断挑战波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雅鲁泽尔斯基左右为难，他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他一方面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他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看来，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遭遇的厄运，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在雅鲁泽尔斯基眼前游荡。

　　1981年的波兰政局险象丛生。团结工会不停地开展攻势，意在夺权；东邻苏联不断地进行干涉，陈兵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给予兄弟般的帮助”；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亲苏的强硬派咄咄逼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雅鲁泽尔斯基极力校正波兰的航向，试图在暴风雨中挽巨轮于将倾。应该说这就是波兰实行军管前形势的特点。

　　徐：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一夜之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波兰统一工人党前党政领导人也全被拘留监禁，波兰的形势急转直下，朝野两大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雅鲁泽尔斯基掌握了主动权。军管持续19个月之久，直至1983年7月21日方始结束。您可否谈谈军管期间波兰形势的主要特点，军管的得失和雅鲁泽尔斯基奉行的政策。

　　刘：在波兰实施军管，赞成者说这是雅鲁泽尔斯基肩负起历史赋于他的重任，但反对者则断言这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对波兰军管的得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极其对立的认识和评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我这里只想说说雅鲁泽尔斯基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雅鲁泽尔斯认为，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他使用波兰自身的力量解决波兰自己的问题，避免内战，避免苏联的“兄弟援助”可能引起的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在大坏事和小坏事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诸坏中的小坏”。但“较小的坏事也是坏事”。因此，他从不认为他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军管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说，“一个政党在执政36年之后还要用武力来维持政权，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多年后，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的实施，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失败”。

　　雅鲁泽尔斯基走到军管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军管，针对两种人，筑起两座堤坝。第一是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试图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堤坝，清除无政府主义。第二是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清除官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期望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

　　但军管后的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管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用俗话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军管后的波兰形势，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军管使当局控制了局势，由退守转入进攻，达到了预期的制止动乱和防止外来的“兄弟援助”的策略目标，但军管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了旧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的压力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首先，在国内，当局的处境陷于孤立。群情冷漠，“万马齐喑”，社会四分五裂，民心不顺和党心涣散不断加深。自团结工会运动兴起以来，党员退党者多达70万，军管后退党趋势并未停止。团结工会中未被拘留的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伺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地下活动，维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当局同教会的关系趋紧，一些教堂成为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场所，成为团结工会骨干分子的庇护所。其次，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来自苏联的压力减轻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却加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了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他们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援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团结工会国外协调局。再次是以美国取消波兰的最惠国待遇为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使本已陷入危机的波兰经济雪上加霜。

　　徐：在波兰实施军管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对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

　　刘：是的。波兰实施军管后，西方国家指责苏联策划和支持波兰军管，1981年12月29日，欧共体国家即宣布对苏联实行制裁。西方国家迁怒苏联的行动表明，波兰国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同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集团的争夺和斗争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波兰实施军管后，这种争夺和斗争以新的形式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军管后的波兰形势就好像喷发的火山似已熄灭，但火山口下仍在积蓄和翻滚着潜在的能量。波兰国内对立双方的攻守态势虽然易位，但变得僵持和持久。显然，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

　　徐：从军管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提出什么时候取消军管的问题。对此，雅鲁泽尔斯基是怎样设想的呢？

　　刘：雅鲁泽尔斯基说过，“但愿尽快取消”，但何时取消，要取决于现实条件。雅鲁泽尔斯基深知，他走上军管之路，归根结底，是走上了争取民心、争取群众的艰苦路程。为了恢复国内的正常生活，他必须解开几个难解的死结。但怎样才能解开这些死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方案。雅鲁泽尔斯基也是“骑虎容易下虎难”。

　　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参加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消团结工会？是维持还是改组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军管当局迟迟拿不出答案。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团结工会，解散原有的传统工会，规定了组织新工会的条件。直到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当局的波兰全国工会协议会（全波工协）。对于团结工会会员，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惩处极端分子，对群众既往不咎。他提出的口号是：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党怎么办？有人主张或者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原有的名称，应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恶劣的执政方法”。他试图继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优良传统，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个新的面貌。他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但不是原来那样的党。

　　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要借助军管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经济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针对党政高官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反对派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

　　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军管班底为取消军管绞尽了脑汁。当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宣布取消军管时，当他声言军管已完成为国家“复兴创造条件”的使命时，他深知军管只达到了“制止危险趋势”的基本目标，却未能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他告诫说，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开始就会出现奇迹”，“轻率的乐观主义不是最好的顾问”。

　　徐：从1983年7月军管结束到1987年11月波兰的政治经济生活进入了恢复时期，同军管前比较，政局相对稳定。这几年您正在使馆工作，请您谈谈对当时局势的看法。

　　刘：我想首先介绍一下雅鲁泽尔斯基对军管后的波兰局势的看法，当时他概括为三句话：危险的趋势已经制止，正常的生活尚未恢复，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觉得他的概括是贴近实际的。

　　为了解决动乱遗留下来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坚持走民族和解和体制改革之路，做了几件想办而又能办的事。1985年顺利地完成了第九届议会的选举，1986年成功地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波兰的政治生活逐步地走向正常化。与此同时全波工协和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向前发展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也在削弱，社会的相对稳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相对的稳定并不等于动乱的根源已经彻底根除。波兰历史学家的判断是：当时波兰的局势“没有出路。当局虽然制止了社会上群众性的反抗，但并未能消灭反抗。虽然掌握着能够捕灭任何抗议的实力，但无法引导国家摆脱日渐加重的衰落。社会不满的原因不仅存在，而且仍在加深，群众性的反抗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爆发”。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困倦、分裂和失望。反对派的精英们的影响范围有限，既难于提出可以摆脱僵局的现实的纲领，也难于把业已分裂的社会重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可见，在恢复时期，朝野两大势力的对峙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

　　徐：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影响波兰形势发展变化的大事。有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还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波兰时公开干涉波兰的内政，尤其是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引发的宗教狂热。这些事件对波兰形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刘：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利于团结工会的复苏。1984年10月19日，内务部警察制造了绑架和杀害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相对稳定中的社会平静被这一突发事件打碎了。执法者公然践踏法纪，引起社会的震惊和愤怒。波兰各地群众打出团结工会的旗帜，成群结队地前来华沙参加被害神父的葬礼。瓦文萨在葬礼上公开讲话，强调被害神父是为团结工会献出了生命，可告慰死者的是“团结工会还活在世上”。当局虽然调动大批警力监督葬礼现场，但未干预。神父的葬礼证实，团结工会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因军管而消失，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动员起来了，不仅表明其存在，而且显示其力量。

　　波兰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他的“新思维”和他对东欧国家政策的变化，开始对波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逐步缓和。波兰为了同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容忍了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西方国家访波代表团，在正式日程外还特地安排会见瓦文萨，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对派人士出席使馆的招待会，和向被害神父墓献花圈。这三项活动几乎成为西方来访者的必修功课，成为西方国家压波兰当局向团结工会让步的新方式。波兰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87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回到波兰访问，再次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并为团结工会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机会。利用教皇即将来访的时机，瓦文萨在华沙邀请新闻、经济、法律、文化各界代表数十人聚会，发表声明要求独立和民主，同时希望教皇访问能够“推动解决波兰最困难的问题”。波兰教会的主教团也一再呼吁通过“对话”克服社会危机。访问期间，教皇所到之处，聚集的群众高呼“团结”、“团结”的口号，向教皇致敬，向当局示威。这次访问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政治反对派更活跃了”。历史学家的评估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社会的希望”。

　　显然，在朝野两大势力僵持期间，局势虽然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团结工会的思潮和影响远未肃清，蛰伏的政治反对派仍在伺机而动。他们因得到西方的公然支助而有恃无恐。

　　徐：但此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却走了一着险棋。

　　刘：对。此时的执政当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对派的影响。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确实走了一着险棋。这招险棋就是全民公决。事实证明，这招棋走错了。

　　1987年年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口号。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意和显示改革政策的公开性，并把党的主张变成全民的意志，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就改革的速度和深度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当局试图借鉴1946年全民公决的经验，却忽视了今昔社会情绪的变化。规定了公决的高门槛，赞成票必须超过有权投票人的半数，而不是实际投票人的半数。1987年11月20日举行公决。由于团结工会号召“抵制公决”，结果这次公决出乎意料地失败了。酝酿半年之久的关于价格体制的“根本改革”和“一步到位”的设想立即夭折。这是执政当局的“一次失误”。

　　这次公决的失败，为波兰军管后局势的相对稳定时期画上了句号。

　　徐：在军管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波兰的经济形势如何，是否有好转和发展？

　　刘：取消军管后，雅鲁泽尔斯基说过“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认为这一论断就包括他对波兰经济形势的认识。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军管及其后数年，波兰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仍然存在着三个老大难问题。

　　首先，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经济大倒退。1983年后虽然开始逐渐走出低谷，但回升速度极?缓慢，到1988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只接近危机前1978年的99.3%。其次，长期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局面始终扭转不过来。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物价连年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7年通膨率为26%，1988年上升到60%。再次，是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压得波兰喘不过气来。从1971年到1987年，波兰总共借入自由外汇债务475亿美元，同一时期归还债务本息506亿美元，债务余额仍有392亿美元。1981年底，由于西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波兰不能借入新债，但负债额却因利息转为本金和美元贬值而年年增加，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债务要以每年33亿美元的速度自行增多。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经济酷似一位久病卧床的患者，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但偿还外债本息正像是抽掉病人身上的血液一样。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尚未理顺的民心，1987年底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行的经济改革陷入了前进有险阻，后退无出路的困境。

　　徐：1987年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取向如何？既然是后退无出路，又怎样去克服前进中的险阻呢？在这之后波兰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

　　刘：毫无疑问，公决的失利促使波兰统一工人党进一步反思军管以来的成败得失。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尚未立即发生变化，仍决心冒着风险推行“第二阶段改革”，只是把“一步到位”改为“三年到位”，并于1988年2月出台了所谓的新的价格改革方案。

　　此次提价是实行“战时状态”以来的第七次提价。社会的最初反应并不强烈，但未过多久，在四五月之交和八九月之交，接连爆发了两次工潮。

　　这两次工潮一开始就暴露出鲜明的政治色彩，罢工工人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工会多元化，恢复团结工会，释放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其中“团结工会合法化”成为一切要求的核心。这两次工潮，打破了军管以来持续七年之久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打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阶段改革的部署，并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改革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朝野两大势力僵持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两次工潮，又恰恰发生在1989年议会大选之前，因此，第一，如何应对工潮的挑战，第二，如何应对即将举行的议会大选，便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不把如何处理同团结工会和政治反对派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政治生活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寻找出路。波兰形势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变化，始于党内；党内，始于中央。

　　从1988年6月的七中全会到1989年1月的十中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对团结工会的看法和态度，并在组织领导上做了与之相适应的人事安排。

　　徐：半年左右的时间开了四次中央全会，这是很特别的。请您讲讲波兰统一工人党这四次中央全会的情况。

　　刘：好。1988年6月13日至14日波党举行七中全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希望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因此，“同现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是合理的”。为了贯彻新的主张，七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做了一次大手术，它涉及政治局和书记处十位成员的升降和调动，其中拉科夫斯基的东山再起十分引人注目。人们认为，拉科夫斯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主张的出谋划策人。七中全会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在此期间，在波兰的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建设性的反对派”。据《人民论坛报》解释，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是“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或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他们同时又赞成社会主义”。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同，还有一种“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是“具有反制度倾向的反对派”，他们“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其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一词相联系，“纳入论”和“放弃说”也应运而生。就是说，对待建设性的反对派，执政党的政策是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为此目的，执政党将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高瞻远瞩

1988年8月27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强调必须转变态度和走和解之路。他说，“我们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去解决。……在波兰的历史上，兄弟之间相互争斗的现象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并肩站在一起。现在大概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雅鲁泽尔斯基指出，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只有一条界限是不可越逾的，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八中全会发展了七中全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不排除瓦文萨参加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并授权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会晤，商谈有关圆桌会议的筹备事宜。显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把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徐：八中全会说“不排除”瓦文萨，可瓦文萨本人同意参加圆桌会议吗？

　　刘：早在八中全会前夕，当局曾请教会人士作为中间人同瓦文萨接触，试探瓦文萨对举行圆桌会议的看法和条件。瓦文萨的最初反应是，第一，准备开始进行无条件的，不限题目的会谈；第二，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第三，要求团结工会合法化，并认为这是今后一切政治行动的关键问题。

　　徐：为什么瓦文萨要提出教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这一问题？

　　刘：我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朝野两大势力的对抗，这只是对波兰政局的简明的概括。实际上在这两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第三势力，这就是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他表面上标榜不参与政治，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实际上则偏袒和支持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后，波兰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即在明山修道院举行集会并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必须放弃威吓和武力，必须把对话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基础”，要求政府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所以，瓦文萨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实际上就是给团结工会这方力量增加砝码。

　　徐：据了解，当时波党内部在团结工会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对派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无一致的认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观点分歧和对立日益显著。有关团结工会能否合法化问题，一时间成为党内上上下下争论的焦点和社会瞩目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全会上是怎样统一思想的？

　　刘：自七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就努力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但收效甚微。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又分两阶段举行十中会议，采取强硬的手法压制不同的意见。

　　十中全会前夕，波兰政治生活中发生三件大事，显示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攻守态势的进一步的变化。第一件事，1988年9月，更换政府总理。新任命的总理拉科夫斯基是党内著名的自由派。他主张吸收反对派人士入阁，组成联合政府，但遭到反对派的拒绝。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专门在政府中为反对派留下了包括副总理在内的四个职务。前任总理的提前“辞职”和新任总理邀请反对派一道组阁之被拒绝，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转入退守的标志。

　　第二件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后，基什查克同瓦文萨围绕着圆桌会议的筹备问题举行了四次会晤，但始终不能确定圆桌会议开会日期，双方谈判搁浅。其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团结工会方面提出过高的要价，莫如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意见分歧和对立。

　　第三件事。恰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开会前两天，瓦文萨宣布，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有128名知识分子、专家和工会领导人参加的公民委员会。西方评论说，“这是波兰的‘影子内阁’，它使当局乱了手脚”。在公民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瓦文萨表示，除非当局愿意正式承认团结工会，否则不同政府会谈。

　　徐：团结工会真是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据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上的开幕词，是一篇情绪激动的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进行自我辩护的讲话。

　　刘：是这样的。1988年12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正是在外有团结工会重兵压境，内有党内意见分歧的险恶情况下，拉开了帷幕。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致开幕词，他情绪激动地说：“有人说，党投降了，正在同敌人谈判，搞机会主义，缺乏原则性。也有人指责说，党妨碍改革的进展，抱着过时的公式和教条，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我在这里明确地表示，我们绝不拿制度的原则去换取取消派的无聊的‘饰物’。我们将坚决摈弃一切过时的东西，继续进行改革，……我们将铲除斯大林主义残余。促进民族和解的事业，目前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折阶段。……有人指责我‘实施战时状态’，也有人说我‘倡议召开圆桌会议’，我最近在议会说过，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些年不搞革新的话，那么在今天就不会有意义深远的求实的对话。在危急情况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来拯救国家（指战时状态）和今天通过谋求和解来巩固国家（指圆桌会议），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的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的、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党内，甚至不限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有人在指责雅鲁泽尔斯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这种指责，同时承认“党内出现了反常的危险的矛盾”，举行十中全会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奥热霍夫斯基代表政治局在十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的改革——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报告，阐述了政治局提交给十中全会的有关党的改革问题提纲的核心思想。奥热霍夫斯基宣布，为了大胆寻求促进改革的途径和形式，“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除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目标和波兰国家利益的基本目标之外，其他任何东西今天都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触动的”。这就是改革的界限。从政治局的提纲和奥热霍夫斯基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思想脉络：为了寻找社会主义在现代的理想形式及其实施途径和手段，波兰决心走改革之路，决心扩大民族和解面，同教会和反对派谋求“历史性的大妥协”。

　　十中全会的第一阶段会议决定，在组织问题上再做一次大手术，前总理梅斯内尔等九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离开了中央领导机构。

　　十中全会第一阶段会议一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各省市组织立即举行总结会议，讨论政治局关于党的改革问题的提纲。雅鲁泽尔斯基等人分头深入地方，参加会议，解答问题，目的是说服全党按十中全会的思想统一行动。

　　1989年1月16日，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开始。

　　奥热霍夫斯基作了《关于就政治局提纲进行协商情况》的报告。他说，有近50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5万多党外人士参加协商讨论。在一些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的看法接近一致，而在关键问题上，即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大家看法分歧，“人们普遍表示担心”。尽管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结论仍然是，“解决工会多元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奥热霍夫斯基报告之前，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讲了话，他用恳切的词句呼吁“妥协”与“和解”。希望团结工会“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强调“和解，不应理解为谁输谁赢，和解是一个机会，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家都应珍惜这个机会”。

　　徐：雅鲁泽尔斯基是这样说的，可中央委员们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坚持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一提法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

　　刘：事实表明，会场内的中央委员们对这个“大好的机会”确实各有各的理解，一场围绕着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而进行的空前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十中全会原定的议事日程也被打乱了。到了17日下午，会议非但不能准时结束，反而改为秘密进行。针对讨论中明显出现的两派对立和僵持，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了“信任投票”的做法，声明要辞去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拉科夫斯基总理、基什查克内务部长、西维茨基国防部长声援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辞去党政职务。面对这种辞职威胁，中央委员会中压倒多数的人在秘密会议上向雅鲁泽尔斯基投了信任票。

突如其来的信任投票，避免了一场党内领导危机，使十中全会炽烈气氛冷却下来，持续17个小时的争论到18日凌晨3时才告一段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在全会上得以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完成了从1988年6月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

　　十中全会的第一项决议，勾画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继续改革以及党进行自身改革的蓝图。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坚决清除斯大林主义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残余；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衡；发展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三党联盟，扩大民族和解，建立广泛的赞成改革的联盟；并将有意识地放弃以党代政的做法，为承认宪法并在宪法范围内从事活动的反对派提供议会席位。决议还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将改进党内的工作机制和形式，将把全党公决、选举和竞争、横向联系等机制引进党内生活。

　　十中全会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为禁止七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打破了圆桌会议筹备工作的僵局，扫清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尽管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等四人投了信任票，但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仍然大有人在，据透露，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员对此项决议投了反对票。

　　徐：可否说十中全会的决议之所以得到通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采取了压服方法的结果？党内外和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刘：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未能做到说服全党，而是把政策的调整变化强加给全党。这种情况从合法的工会——全波工协，和非法的工会——团结工会的不同反应中就可以看到。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前者反对，后者欢迎，态度对立，泾渭分明。

　　1989年1月26日，全波工协在华沙召开理事会，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公开表示不满。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置工协于既成事实面前，工协对这项决定引起的后果将不承担责任。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说他自己好像“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现在人家对我说，你可以走开了”。工协的干部说，“我们受骗了”。显然，十中全会的决议不仅使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本人，而且使全波工协的许多基层骨干产生了一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落感。

　　与全波工协相反，七年来一直处于非法地位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团结工会，对十中全会的立场表示满意和欢迎，并开出了自己的要价。瓦文萨高兴地表示要利用机会，他对记者说，“对方伸出了手，我们也应伸出手来回答。我们注定要达成谅解。和睦能促进建设，不和则导致破坏。我们必须仍然是自由和自治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话，那么妥协当然也是可能的”。“政治多元化现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我们希望1989年的波兰人将更聪明，将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

　　全波工协和团结工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表示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以及波兰社会两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集中表现。

　　这时期的瓦文萨，曾于9月11日主持了团结工会领导层40余人的会议，这是团结工会自军管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公开会议，会议公报说，如果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化，团结工会将帮助政府实施其经济改革计划，“我们等待当局公开明确表示是否愿意为团结工会合法化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瓦文萨还借助与基什查克会晤获得的政治资本，劝说卡托维兹“七月宣言”煤矿和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等地的罢工工人结束罢工。瓦文萨对波兰工人党采取了又帮又压的做法。

　　徐：美国和苏联一向关注波兰形势和干预波兰内部事务。他们对七中全会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决意同团结工会妥协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化的反应怎样？

　　刘：对基什查克与瓦文萨会晤，美国和苏联反应迅速。似乎可以说，此时的美国已经喜上眉梢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鼓励波兰“走对话和全国和解的道路”，现在波兰“向前迈出了值得欢迎的重大一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东欧任何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波兰这样的事情。共产党始终单独地控制着政治进程。一旦团结工会得到正式承认，共产党就会在波兰失去对政权的垄断。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一直想知道，摆脱共产党独家统治的政治演变会以何种形式出现，现在我们目睹了波兰的实例”。

　　此时的苏联也已改变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团结工会性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路线的看法。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布什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波兰的独立工会“不是异端”，“参加了团结工会的人如今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要去发挥”。苏联“正密切地注视波兰的情况，但是，是作为学生，而不是先生”。布什林的这段话，既肯定，又温和，又谦虚。他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曾对记者说：当局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独一无二的做法，他使我们党成为起先锋作用的党。我们正在开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988年10月底我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同我讨论了波兰和苏联的政治形势。在这个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

　　徐：您刚才讲到，从波兰工人党八中全会后，圆桌会议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内务部长基什查克负责同瓦文萨会晤，但经过了四次谈判，都不能确立圆桌会议开会时间，双方谈判搁浅。这里面具体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

　　刘：为了筹备圆桌会议，1988年8月3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举行第一次会晤，此后又举行过三次会晤，参加者还有波兰罗马天主教大主教董布罗夫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乔塞克等人。第一次会晤后，波兰通讯社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公报，说会晤“讨论了组织一次圆桌会议的前提和方式”。教会也发表了一份公报，说“与会者宣布，凡会晤涉及的关于工会运动问题，都将在圆桌会议上予以讨论，不存在任何禁忌的问题”。此后的三次会晤，双方就圆桌会议的议程和参加者等重大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瓦文萨以何种身份参加圆桌会议，是反对派中的知名人士，还是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坚持，只有承认他是团结工会领导人，他才坐下来同当局会谈。第二，圆桌会议是否把团结工会合法化列入议事日程？瓦文萨坚持，必须讨论和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否则“将把罢工坚持到底”。第三，团结工会的主要顾问库龙和米赫尼克能否参加圆桌会议？当局认为他们两人不属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能参加。瓦文萨坚持，他们两人是团结工会的代表，当局无权干涉团结工会方面推荐什么人参加圆桌会议。在这些争议问题上，当局一一做出让步，遇到的困难也因之迎刃而解。

　　但应该说圆桌会议之所以不能按最初的计划于1988年10月15日举行，其原因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内部思想不统一，认识不一致；二是全波工协反对团结工会合法化。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扫清道路，波兰工人党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从七中全会直至十中全会，使用了从说服到压服的办法，走向圆桌会议的道路方始畅通无阻了。

　　徐：波兰政治舞台上在朝和在野两大势力的代表举行的圆桌会议在1989年2月6日拉开了帷幕。他们围坐在一个庞大的圆桌周围，商讨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这在现代波兰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请您详细谈谈这次会议的情况。

　　刘：圆桌会议的参加者有正式代表57人，其中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外，还有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代表——大主教社会会议的成员，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盟友——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全波工协的代表，其他世俗宗教团体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工会方面的代表大约占35%左右。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基什查克首先发言，他提出了圆桌会议的任务以及会议进行的方式和方法。他指出，圆桌会议要达成一项新的社会协议，其基本点应包括：第一，勾画出波兰国家和政治生活的模式、结构及其职能原则。举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使新的议会具有更深刻的多元化性质。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它既规定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又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不受损害。第二，寻找出一种能有效地保证实现改革的经济秩序模式。第三，实行工会多元化。基什查克建议成立三个工作组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三个工作组是：政治改革工作组，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作组，工会多元化问题工作组。

基什查克还对圆桌会议的国际背景和影响作了分析和阐述。他说：“国际形势的顺利发展也为波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波兰改革的‘工龄’相对比较长，以及改革的大胆进展，客观上使波兰成为‘试验田’，成为席卷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改革的实际验证地。这赋予我们双倍的责任。我们可能以和解的成功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革新趋势。反之，我们的不成功也会削弱这种趋势，会证明社会主义中的多元化只能意味着打斗，甚至是灾难。”

　　瓦文萨也讲了话。他首先表示团结工会方面“接受基什查克提出的计划和组织方面的所有建议”，接着他强调，“必须使波兰摆脱瘫痪状态，把波兰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而这一切又“必须从恢复团结工会开始”。瓦文萨也讲到了波兰的经济灾难和改革计划，以及国家改革的方向。他指出，国家改革的方向只有一个，即必须走向民主制度、法治、民族主权和公民自由。

　　圆桌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即转入分组会议。政治改革工作组，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雷伊科夫斯基和团结工会高级顾问盖莱梅克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36人参加，前后举行了9次会议。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作组，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巴卡和大主教社会会议成员切恰科夫斯基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40人参加，前后举行了13次会议。工会多元化问题工作组，由全波工协成员索斯诺夫斯基、团结工会高级顾问马佐维耶茨基（此人后来成为团结工会执政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和政府青年部长克瓦希涅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波兰社民党主席，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为波兰总统）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33人参加，前后举行了10次会议。在三个工作组下面又设10个问题小组，总共参加圆桌会议工作组会议的人员为109人。就这样，从2月6日开始，波兰的政治生活就围绕着圆桌会议的一连串大大小小马拉松式的会议旋转起来了。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的会内和会外的讨价还价，圆桌会议终于在4月5日宣告结束。圆桌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三个文件：一、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三、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的立场。根据这三个文件，非法活动7年之久的团结工会，将通过重新登记注册的方式，获得合法的地位。波兰国家的政治体制将实行议会民主，增设参议院，并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波兰将继续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为了实施圆桌会议的协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圆桌会议结束前夕，即3月3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十一中全会，对圆桌会议“在主要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表示赞成，同时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目标是建设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国家”。圆桌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4月7日，波兰议会立即通过了六项法案，使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法律化。接着，4月17日，华沙法院完成了团结工会重新登记注册手续，团结工会实现了重新合法化。

　　在团结工会获得合法地位后的第一天，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和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人们印象中的圆桌会议的倡导者和设计师，接见圆桌会议的主要对手瓦文萨以及根据圆桌会议决定成立的协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这次接见把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称之为“历史性的大妥协”形成的民族和解气氛推向高潮。拉科夫斯基总理评价雅鲁泽尔斯基同瓦文萨的会见说，“这是圆桌会议的结果，也是和解的结果。如果伙伴们都肯承担义务，放弃暴力行为，放弃毫无根据的不现实的要求，那么我们将共同谱写人民波兰的新篇章”。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领导的心目中，通过圆桌会议，长期从事非法的地下活动的对手正在成为“谱写新篇章”的合作伙伴。这使多年来一直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风雨同舟的全波工协的处境十分尴尬。全波工协难于理解和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变化，从而在行动上拉开了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距离。

　　徐：圆桌会议后，1989年4月和5月，波兰进入了议会选举运动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与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有关社团组成执政联盟，同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双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较量，结果是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这对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来说，是预料之中还是意外？波兰统一工人党掌握着执政资源，为什么不能确保有利的选举结果？

　　刘：根据圆桌会议协议，议会众议院仍然保持传统的460个席位，新设立的参议院为100个席位。对众议院的460个席位，实行部分按比例分配和部分自由选举的原则，即65%的席位（299席）划归执政联盟，并按比例分配给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和其他社团；余下的35%的席位（161席）?执政联盟各党派同团结工会反对派一道进行自由竞选。对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全部实行自由竞选。换言之，这次议会大选在事先确保执政联盟在议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同时，给予了团结工会反对派同执政联盟各党派一起参与竞选众议院161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的机会。圆桌会议的倡导者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采纳了同其他政治力量进行竞争的原则，有意识地在议会中放弃了占据半数以上的多数席位，主动地让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取得的一项“成就”。

　　徐：是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圆桌会议的协议已经把团结工会“纳入”制度的轨道，希望此次选举运动能在竞争的而不是对抗的平和气氛中进行，才会有主动放弃席位的举措？

　　刘：他们的愿望应该说是这样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大选在波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希望对议会进行的“更新和改革，其目的是维护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有人说，圆桌会议给团结工会这匹“野马套上了一个笼头”，可实际情况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团结工会已经成为“脱缰的野马”。它一反历年来不断号召抵制选举投票的态度，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投入了此次选举运动。

　　4月8日，瓦文萨将他领导的公民委员会改名为团结公民委员会，作为团结工会反对派筹备、协调和领导选举运动的机构。4月23日，团结公民委员会通过了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共26条，内容十分广泛。纲领宣布，团结工会的目的，是争取“民族主权和国家独立，整顿共和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利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活动”。所谓“整顿共和国”主要是：一、在宪法中删除对任何政党（实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导和领导作用的承认；二、军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个政党服务；三、结社自由，实行工会多元化和协会多元化以及建立政党的自由；四、法院独立于政治和行政机构，彻底修改刑法和民法；五、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国家对电台、电视台的垄断；六、取消任命制；七、改变所有制关系，改变经济结构和管理机构。很明显，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和公开主张“通过演变和利用议会来改变现行国家管理体制”。

　　5月1日，官方决定在华沙只举行节日的庆祝会而不组织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团结工会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组织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游行后则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介绍团结公民委员会提出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候选人。这次游行和集会，既是合法后团结工会一次力量的显示，也是团结工会参加选举运动的一次动员。群众呼喊着“我们要选举议员，不要选举蠢驴！”“我们要莱赫（瓦文萨的名字），不要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名字）！”的口号。

高瞻远瞩

官方一再对团结工会反对派把对抗因素引入选举运动提出批评，指责反对派“自高自大”，“否定一切”；企图“代表整个社会”；“恶毒煽动”和“攻击”执政联盟及其候选人。拉科夫斯基惊呼，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待选举的态度，并诘问，哪一种更道德？！圆桌会议达成的君子协议——选举运动应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徐：据悉，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也插手选举运动，在宣传上和物质上支持和帮助反对派进行竞选。波兰当局对此是什么态度？

　　刘：这是使波兰当局最难于容忍的行为。对这种“损害波兰主权的行为”，波兰政府新闻局曾发表声明予以揭露。针对有人接受外国金钱的事实，新闻局在声明中回顾波兰的历史教训说，过去在波兰国家行将进入衰落时期时，常常发生过外强用金钱收买政治盟友的事例，而今天则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些拿了外国金钱并成为外国债务人的议员，能代表波兰选民的利益吗？《人民论坛报》也著文提醒选民，要注意把选票投给什么样的波兰，是投给波兰人的波兰，还是投给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的波兰？

　　1989年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进行第一轮投票。团结工会一方提出的161名众议员候选人中已有160人当选，100名参议员候选人中已有92人当选。执政联盟一方提出的候选人纷纷落选。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表明，团结工会已经大获全胜，执政联盟惨遭失败。

　　执政联盟陷入困境。特别出人意料的是列入全国性众议员候选人名单中的35人，竟有33人落选。在落选者的行列中，有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中央书记巴卡，乔塞克，契莱克，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民主党主席尤季维亚克等。原以为他们是当今波兰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当选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他们居然在投票箱前碰壁了。怎么办？落选的这些人物能否继续作为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在这个问题上执政联盟不得不求助于团结工会了。经过“艰难的谈判”，瓦文萨方面表示同意落选的拉科夫斯基等人参加第二次竞选，但当事人出于威望、荣誉等考虑，均宣布退出竞选。最后，执政联盟又推荐出新的候选人，列入全国性名单，取代已落选的拉科夫斯基等33人。

　　6月18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尚空缺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席位几乎全部由执政联盟派的候选人去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工会并没有采取静观的态度，而是号召他的选民们去参加投票，并支持最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成就。显然，团结工会已经开始在执政联盟派中物色自己在未来议会斗争中的同盟者了。

　　由于第二轮投票具有补缺的性质，竞选活动是低调的。结果是：在众议院，执政联盟派补足了按比例分得的席位，团结工会又夺去了允许他竞选的余下的1席。在参议院，团结工会又轻取7席，只余下1席为执政联盟派中的一位无党派人士所争得。

　　徐：那么经过两轮投票，团结工会声威大震，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却处境尴尬。在众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力量对比表面上旗鼓相当，而在参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却无一席之地，形成了团结工会一家独揽的局面。这样的选举结果肯定是出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意料。

　　刘：是这样的。面对如此的议会选举进程和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是回天无力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今后只有密切执政联盟的内部关系，才有可能维系多数的地位。但执政联盟是牢不可破的吗？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选举的结果确实使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深感意外。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召开圆桌会议和倡导议会民主会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会动员至少80%以上的选民来参加投票，但事实表明，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并未因实行议会民主而改变，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仅占选民总数的62%，低于上届议会大选的投票率（78%）。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列入全国性名单中的35人是众望所归、万无一失的，想不到他们竟纷纷落马、威信扫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团结工会不可能争得多数选民的信任，不可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自由竞选的席位中夺得太多的席位，想不到团结工会却一举夺得了允许它自由竞选的几乎全部席位（只差参议院1席）。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会有多数选民支持执政联盟，想不到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支持团结工会的约占70%，而支持执政联盟的仅为30%。力量对比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始料所不及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执政资源，过低地估计了对手的 能量。

　　这次选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进行的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较量。大选后首先提到议事日程的是，由谁来担任波兰国家的总统？由谁来担任波兰政府的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的失利给如何分配各党派在国家和政府中的权力和席位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此时议会大厅中的政治天平已经开始摇摆，失去了昔日的平衡。

　　徐：看来出人意料的议会大选的结果，打乱了圆桌会议设定的政治格局。新选出的众参两院本应在一个月内举行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但国民大会并未如期召开，原因是有关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的默契遭到质疑。请问，这种危机局面持续了多久，又是怎样解决的？

　　刘：当时的波兰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在圆桌会议之前，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握有主动权，那么在议会大选后，这种主动权则立即削弱和逐步丧失殆尽。

　　受到选举胜利鼓舞的团结工会得陇望蜀，试图染指总统宝座。反之，雅鲁泽尔斯基则陷于困境。他在团结工会一些人反对的声浪中，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三中全会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同时推荐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问题立即变得复杂起来。

　　在此扑朔迷离的时刻，波兰罗马天主教会说话了。在波兰朝野两大势力长期较量的过程中，教会貌似中立，实则站在团结工会一边。但这一次主教团却公开强调，总统候选人问题“是同波兰国内和平与安定联系在一起的”，并劝说团结工会要遵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把雅鲁泽尔斯基当作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主教团之所以采取明确支持雅鲁泽尔斯基的立场，自有其深谋远虑。他们是担心波兰国内发生混乱，从而影响团结工会和平夺权的进程。

　　也恰于此时，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布什前来波兰访问，支持波兰走“民主变革之路”。布什公开赞扬雅鲁泽尔斯基的“智慧和勇气”，肯定他“站在波兰改革者的前列”，“在东欧改革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强调“波兰的行动超出了所有的预料，因此受到我们的尊重”。布什还敦促瓦文萨发表一份可能促使雅鲁泽尔斯基重新参加总统竞选的声明。布什之所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同波兰天主教主教团的考虑如出一辙，目的是平息风波，稳住局势，推动波兰进一步的变化，避免在东欧地平线上业已出现的“和平演变”的势头因一招不慎而夭折。

　　送走布什后三天，波兰总统候选人问题迅即明朗化。瓦文萨发表声明，表示“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允许执政联盟以外的任何人参加竞选。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不参加竞选，同时准备同意雅鲁泽尔斯基当总统。有了瓦文萨的声明，团结工会的众、参议员不再坚持提名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也随即收回不竞选的决定。7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之多勉强当选。

　　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后，随即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三中全会的续会上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他的自我设计是，做一位“全民的和解的总统”，建立一个既能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又能吸收一定比例的反对派参加的“大联合”政府，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一起管理国家。

　　徐：雅鲁泽尔斯基关于建立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主体的“大联合”政府的愿望能顺利地实现吗？圆桌会议的设计者又怎样自圆其说呢？

　刘：8月2日，众议院根据雅鲁泽尔斯基的推荐，任命基什查克将军为总理，授权组织政府。这项任命当即遭到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的反对。瓦文萨也明确表示，“过去我赞成基什查克将军当总统候选人，现在我反对他当总理候选人”。瓦文萨还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由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结成朕盟，组建一个不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他还声称“将为此而努力”。瓦文萨的这一声明，标志着一场争夺政权的最后决战打响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方面谴责瓦文萨违反圆桌会议协议，践踏议会民主原则，急于夺取政权。团结工会方面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企图维护一党执政的政治垄断，声称“一定要摈弃和打破”这种制度。双方争夺急剧升温，波兰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势力迅即分化和改组。原执政联盟中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动向，一时间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他们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波兰统一工人党竭力维持执政联盟的团结，团结工会竭力制造执政联盟的分裂。瓦文萨以封官许愿为手段，加紧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

　　8月14日，基什查克被迫声明将放弃组阁的努力，并建议由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出任总理，试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执政联盟。对此，马利诺夫斯基本人不置可否；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态度暧昧不明；团结工会则根本不予理睬。团结工会开始坚持7月初由米赫尼克提出口号：“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矢志夺取总理大权。

　　在此期间，波兰天主教会首席红衣大主教格莱姆普出面斡旋，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双方举行紧急的秘密谈判，商讨团结工会组阁条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地位问题。经过紧张的幕后商议，瓦文萨降低要价。8月16日，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发表声明，建议组成以瓦文萨为总理的、以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责任政府。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立即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抛在一边，公开转向，分别声明响应和支持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的建议。

　　徐：这可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终于瓦解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圆桌会议上精心设计的议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派。

　　刘：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不得不提名马佐维耶茨基（瓦文萨的首席顾问、团结工会刊物《团结周刊》主编）出任新总理。24日，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马佐维耶茨基的总理任命。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总理组阁成功，一个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以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联盟为基础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参加的“广泛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团结工会坚持的“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一口号付诸实现。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执政的工人党和共产党向政治反对派和平让权的第一例。

　　在这个“广泛联合政府”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掌国防、内务、外贸和交通四个部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位第一书记、前总理拉科夫斯基自圆其说地强辩，“广泛联合政府”的出现，是什么“建立大联合政府的愿望正在开始实现”。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个“广泛联合政府”形式上有四个党派的广泛参与，实质上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张的“大联合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领导地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团结工会为总理的政府中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小伙伴。

　　徐：在8月19日，也就是总统提名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候选人的那一天，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四中全会，讨论和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成立团结工会政府的立场和参加团结工会政府的条件。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可以。8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四中全会，在会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声明，表示愿意同团结工会进行“伙伴式的合作”，决定有条件地参加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新政府。条件是：第一，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新政府中的地位必须同它在国家中的“政治实力和行政实力相符合”；第二，“新政府的纲领和政治结构”必须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共同商定。同时还指名地批评昔日的盟友——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说他们撕毁了合作协议，破坏了原有的联盟关系，走上了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抗的道路”。十四中全会说的这些话，与其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仍握有不可小看的“实力”，莫如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衰变为强弩之末了。

　　然而，人们也不难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实力”始终处于团结工会及其政府的视野之中。自我声称“我绝不会同意成为一名傀儡总理”的马佐维耶茨基，一方面再三强调不能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推向反对派的地位，一方面按照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大刀阔斧地“整顿共和国”，迅速地无阻碍地实现了修改宪法，更改国名、国徽和国庆日，删除了原宪法规定的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苏联关系等条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消除了波兰社会主义的一切特征。通过了新的《政党法》，规定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军警部门中取消政党组织和禁止政党活动，并据此改组国防部和内务部，实行军队和警察的“国家化”和“非政治化”，改组国防委员会，从波兰统一工人党手中接管了军警大权。改组了司法机构，确保司法独立。进行地方选举，使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地方官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落选。从中央到地方，团结工会全面地接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权力。被架空了的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迫于形势，采取了“不干预政府工作”的姿态，或沉默无言，或说了一个“不”字，也根本无人理睬。

　　徐：从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到圆桌会议，到议会大选，到总统选举，到团结工会派政府的组成，在短短的不到十个月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变化，此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刘：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观愿望破灭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精心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一次又一次地被严酷的现实作了彻底的无情的修改。党内上上下下一片混乱。领导层内部争论不休，跨地区的“横向结构”（地区间的大串联）应运而生，党员群众迷失了政治方向纷纷退党。党中央领导指责和抱怨党员群众“涣散”和“懒惰”，党员群众批评党中央政策失误，说“圆桌会议协议给党编织了一个送葬的花圈”。波兰统一工人党走向分裂，走向瓦解，走向衰败。

　　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29日通过了《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议》。40余年一直居于执政地位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复存在。随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转换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代表表示赞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众议院拥有173议席，该党的议员团发生分裂。有100余位众议员宣布不参加新党，只有少数众议员加入社民党。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团结工会派政府中有四位部长，是参政党。这四位部长均未加入社民党。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也未加入社民党。社民党成为在野党。

　　战后波兰的历史翻过了人民波兰这一页。波兰统一工人党退出历史舞台；团结工会取得执政地位，掌握了政权；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树起一面新的旗帜，试图在困境中另辟蹊径。

　徐：有观点认为，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苏联强加的，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答案。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波兰，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的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非偶然。第一，这同19世纪下半叶波兰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密切相关。第二，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密切相关。第三，苏联胜利进军柏林，解放波兰，深入欧洲腹地，则为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和国际保障。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内在因素。苏军的胜利，毫无疑问，则是重要的起着关键作用的外部因素，他促使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变化水到渠成。我认为，这后一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徐：是什么原因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丧失和波兰社会主义的挫折？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丧失执政地位是怎样反思的？您对此怎么看？

　　刘：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位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执政过程中“抄袭别人的做法”，“削弱和破坏了同群众的联系”。

　　“社会对执政方法的缺陷，对生活条件感到不满，对当局许多不兑现的诺言感到失望”。

　　波兰统一工人党自身则由于“多年执政的舒适生活，已变得懒惰，面对反对派的好斗性，却对政治斗争感到生疏，懒于决斗”。

　　波兰统一工人党背上有着沉重的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像“背着石头上山”一样，已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我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这些论断，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及其教训的自我认识和概括。

　　雅鲁泽尔斯基在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说，波兰在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战时状态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过分地安于乐观的评估了”，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自己，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给蒙蔽了。可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民群众对局势的看法和想法跟波兰统一工人党不一样”。

　　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些话颇有分量和深刻。执政者的失策，就在于主观主义地自我沉溺于周围的一片赞美声中。主观唯心主义是执政者之大敌。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是执政者的致命伤。

　　徐：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历史发展和1989年剧变的过程，透析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剧变过程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白，请您谈谈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

　　刘：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题目，需要我们不断地探讨和研究。在这里我讲讲个人的粗浅看法。可以说，波兰乃至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是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以及宗教和民族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执政党自身的蜕变，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的作用，留下了历史的惨痛教训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首先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怎样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国运兴衰、人民福祉的根本问题。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民族特点、经济发展等实际状况，选择与国情相适合的道路，切不可照抄别人的模式。别国模式，可资借鉴，不可照搬。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接受苏联模式，在经济建设上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比例失调，而长期的高积累和低消费，也与工业化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背道而驰。他们接受苏联超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过早地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使人民失去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

　　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清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波兰试图走改革之路。但他们又陷入了追随苏联的窠臼，依然是犯了照抄别人的错误，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改革的大方向错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要不断地理顺民心。执政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选择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没有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呼声，体贴群众的冷暖，反映群众的意愿。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党群关系，究其原因是：（1）他们的某些对内政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未能处理好发展经济同改善人民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做法，或超越群众的承受能力，或向群众转嫁困难，常常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2）他们的理论脱离实际，他们的承诺不能兑现，他们夸大成绩，掩饰缺点，不能在实践中及时解决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问题，常常失信于民。（3）他们的对外政策，受华约集团和“大家庭”的约束，唯苏联之马首是瞻，缺少独立性，常常损伤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他们有失于体察民情不深，了解民意不准，争取民心不力。长此以往，在群众中滋生一种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信任的情绪，埋下了混乱和动乱的隐患。一有风吹草动，加上反对派和西方宣传的蛊惑，就可能发生信任危机，出现难于收拾的局面。

　　徐：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团结工会”十年较量，说到底就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搏斗。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没能打胜这一仗。中国古训有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民心的向背，是执政党命运之所系，必须始终密切关注，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刘：就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第三，要警惕经济滑坡。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弱小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波兰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顺利时，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当经济失衡和滑坡，甚而发生危机时，社会动乱的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波兰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十二月事件”，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均是典型事例。可以说，经济滑坡是动乱之源。自然，波兰的经济，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伤害了整体发展的机体，未能在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致使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第四，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与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相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国际舞台上，要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形象，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波兰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在与苏联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国小党的不利地位，这种相互关系的性质是不平等的。当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侵害时，敢于顶一顶和争一争的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就有威望，得民心，否则，就会威望扫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帜，如果执政的工人党不能高高举起，势必落入政治反对派的手中，成为政治反对派同执政党争夺群众和动摇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有力工具。这种情况在波兰的表现尤为突出。波兰的“十月事件”是正面例证，而“卡汀事件”则是反面教材。

　　第五，要牢牢抓住党的自身建设。国家兴亡，关键在党。这是波兰剧变提供给人们一条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综观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剧变的历程，可以说无一例外的是：变化，始于党内。

　　如何看待波兰等东欧国家执政党的变化，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有一段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的谈话，他从正面论述中告诫东欧党，不能丢掉、不能放弃我们制度的优势。邓小平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强调两点，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民主集中制。总之“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1989年11月，邓小平又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恰恰是从党的领导层开始，主动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主动抛弃民主集中制。他们在抛弃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种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会导致何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要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不动摇，这个党也就不动摇。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立党为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个信仰不动摇，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不断地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不断地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这就是我们在认识和吸取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中，应该得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结论。

　　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不再灵验了？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失去了科学性。您现在是怎样认识这一原理的？

　　刘：毋庸讳言，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继丧失政权的时候，确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它不再灵验了。但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看。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不能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生动摇，以至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说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在整整7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发展，从发展到挫折的曲折的过程。这期间社会主义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亚洲乃至拉丁美洲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时期。那个时候，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后来，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黯然失色，甚至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产生怀疑，动摇。反之，反社会主义势力却一时间弹冠相庆，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消亡，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失灵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在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谬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站稳了脚跟，没有迷失方向。我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回答了时代的挑战，回答了人们提出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未失灵，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容否认的，也是否认不?的。

　　确实，必须承认社会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挫折面前，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我们既要反对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能丧失理想和信念，又要反对盲目乐观的情绪，不能忽视存在的危险。同时我们还要检讨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挫折是坏事，但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它使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更深刻了，更切合实际了。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过去认识和实践。我认为，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在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这种代替，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会一劳永逸。这种代替，其过程必将是漫长的、曲折的、不平坦的，走弯路和反复将不可避免。邓小平曾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太不完善了，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真正地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要共产党执掌了政权，江山就会永不变色，社会主义就会彻底取代资本主义。现在的事实证明，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实践，是不全面和不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患了一种急性病，我们急于求成，并把一种善良的愿望当作历史的真实，但事实的发展变化却是另一个样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实在了，更实际了。也就能真正脚踏实地、沉着勇敢地去迎接历史的挑战。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确是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亡和失败。世界上相信社会主义并为之而奋斗的大有人在。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徐：您谈得非常精彩，分析得很深刻，非常感谢您能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