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线民和秘密档案开放

指路人

2003年，德国政府决定将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200公里，厚达21 .25亿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1/3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T heL ivesof O thers）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秘密警察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教皇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皇，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发曾任秘密警察，监视对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掌管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 ）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秘密警察为教皇捏造情妇的故事。东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萨默尔。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正史中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文化村。《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集权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另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肴，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为人民服务”，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那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南方都市报 作者：沈旭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