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东欧文学图谱

指路人

上星期去世的波兰诺奖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赫拉巴尔纪念墙”，绘有赫氏及其生前最喜欢的猫



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罗姆曾有过一个著名的隐喻，在遥远星球上的某个国家，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浮出水面呼吸就是犯罪。而所有的居民都患上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而20世纪末大事记之一，就是这群水下的人们浮出水面呼吸——冷战的铁幕撤下，东欧解冻，岸上的生活来临了——东欧诸国迎来了民族自决与思想解禁。
　　“东欧文学”随着带有冷战色彩的“东欧”一道，正成为过去式。然而，当代文学史却注定无法忘记——在这块弹丸之地，曾经的东欧七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如何向世界奉献了一批当代思想学术史独有的概念：流亡作家，地下写作，心灵献祭。一大批优秀作家们以不屈的个人抗争，深刻的历史反思，以及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赢得了世界性赞誉，其中不乏优秀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与获得者。
　　最近重入视野的是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丛书。作为现当代东欧文学一次整体性的巡礼，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七国文学作品中的近百部佳作，将借此机缘再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与这一地区微妙相似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状况，国内的翻译者们开始大量翻译东欧文学作品。捷克的塞弗尔特、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波兰的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舒尔茨、贡布罗维奇、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塞尔维亚的帕维奇;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赫塔·米勒等等。其中，上星期去世的波兰诺奖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唤起了最新一波的对东欧文学的记忆。
　　这些东欧作家是如何传播、感染并且影响中国的。记者访问了多位译者和作者，从他们的东欧文学情结中，可窥一二。
　　捷克 昆德拉在中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所有抱有文学梦的中国年轻人，都很难避开两个外国人的启示。一个是南美的马尔克斯，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被称为流亡者的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在中国，首先是一张悲情脸，流亡法国，一度不为本国认可。其次是一个营销奇迹。所有昆德拉作品在华各种销量加起来有上千万册。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部就高达数百万册。
　　在1985年，美籍学者李欧梵在武汉某学报上首次向中国正式介绍昆德拉时，还并未引起什么注意。1986年，刚取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的景凯旋从一位美国访问学者那里得到了《为了告别的聚会》，作者昆德拉。一直受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教育的他，从索尔仁尼琴“人性向上的沉重”中走出来，第一次领略到昆德拉对价值失落的反讽，同时不乏深刻的批判，顿时觉得耳目一新。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他开始为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而奔走。
　　几乎与此同时，赴美访问归来的作家韩少功开始关注并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了景凯旋的事情，就反映给作家出版社，韩景二人先后把手稿带到了北京，其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为了告别的聚会》陆续面世。昆德拉真正来到了中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景凯旋历经波折，又翻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90年代初，刚经历过短暂风波的中国人在昆德拉式的调侃与哲理中，似乎找到了某种命运相惜和寄托，所以，“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成为流行语。中国文学思想界言必称昆德拉。
　　在90年代末，知识界还有一场“昆德拉、哈维尔之争”。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坚持留在捷克，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坐过牢，昆德拉虽受过监控，但没坐过牢。当时有一篇文章《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认为哈维尔比昆德拉更有担当，更有牺牲精神，昆德拉是逃避的犬儒主义者。景凯旋却认为，昆德拉并非犬儒，对集权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思考都是深刻的，学界也发现了这一价值。
　　不管怎样，变化是巨大的，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昆德拉全部13部著作的版权，根据法文版重新出版。可以说，是昆德拉最先使得中国人将目光转向捷克与东欧文学。
　　捷克 安贫者赫拉巴尔
　　和他声名赫赫的捷克同胞昆德拉相比，赫拉巴尔是一位被中国大陆忽略了太久的伟大作家。为更好感受作家的生存状态，已两赴捷克的龙冬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1993年，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的龙冬偶然从《世界文学》第2期上读到了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两个短篇、一段创作谈，译者杨乐云。不同于昆德拉浓厚的政治意味，龙冬从赫拉巴尔那里读到了生活的趣味、幽默和更为宽泛的思考。“十几年前，捷克的一个汉学家访问我，问为什么要翻译赫拉巴尔，我说，我就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知道，人家是怎样对待生活、对待写作的。如何把生活和写作结合的。”
　　彼时，龙冬对捷克文学还毫无概念，直到2003年第一次去捷克时，只有赫拉巴尔本人是让龙冬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这名出身与教育都良好的作家一生坎坷，安贫乐道，49岁才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底层的珍珠》，一生都坚持了对底层群体的欣赏和热爱，描写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笑着看卓别林，在艰辛的生活里发现乐趣。”有过底层生活体验的龙冬对赫拉巴尔倍感亲切。他于2008年2010年两赴捷克，去了作家出身地和写作的小酒馆，只为了更好地体验赫拉巴尔的生存状态。
　　引进赫拉巴尔的过程并不顺畅，直到199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具体操作引进事宜，其后为翻译和版权购买又花了3年，到2003年1月才推出《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次年5月，又推出另五本赫拉巴尔作品。《赫拉巴尔精品集》成为世界上首部赫拉巴尔作品中译本。
　　龙冬亲睹改变的悄悄发生，在出版赫拉巴尔第一部稿子前，他在网上百度“赫拉巴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条，而如今，关于赫拉巴尔的报道已如海洋。2007年，赫拉巴尔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聚集在现场的粉丝遍布了知识出版界和普通人群体。
　　塞尔维亚 帕维奇与《马桥辞典》
　　1996年，较早把目光转向东欧文学的作家韩少功创作上先人一步，《马桥辞典》的出版刷新了写作范式，(2010年借此获得了第二届纽曼文学奖)，还引发了一段公案。学者张颐武在其出版后不久，指责韩少功抄袭了当时尚未出版的一本译作，闹上公堂，最终韩少功胜诉。该译作就是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帕维奇以奇书《哈扎尔辞典》开辞典式小说先河，1984年出版后获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糅合古今、幻想、梦境与实现，复活了中世纪消失于中欧大地的哈扎尔民族。
　　7世纪到10世纪，在黑海和里海间的游牧民族哈扎尔人，放弃了原始宗教信仰不久后突然消失，成为史上悬案。帕维奇以深厚人文功底的学者知识背景、雄奇的想象力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精神，在集权和文化审查的高压下，反思并复活了这段历史，因其历史责任感、勇气和新颖手法，成为堪与博尔赫斯并称的文学大师。
　　2009年帕维奇逝世，十几年前的公案又被重提。译者之一戴骢表示，《哈扎尔辞典》出版前，只在《外国文艺》于1994年有选译。韩少功的《马桥辞典》除了形式上偶有相似外，内容完全不一样，加上一贯的创作思路深受昆德拉理念的影响，很难说是抄袭。而帕维奇与他的后现代主义却因此为中国读者熟知。
　　学者张颐武在悼念帕维奇的博文中有一段话，或可反映帕维奇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的是一种文化的特殊命运。这种命运是帕维奇的想象，也解放了我们的想象，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反思了‘语言’本身的限度和可能。”
　　波兰 政治延续与多元变化
　　上世纪60年代，留学生林洪亮离开波兰时，已感受到这片大地的文学新气象。1957年波兰政局解冻，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潮流同时在这里涌动。那时，带着一些宝贵的波兰当代文学资料，林洪亮返回祖国。经历了十年动乱，以社科院小语种翻译交流学者的身份重回波兰，时隔近20年，他看到了一个再次解冻的波兰文坛。
　　彼时，冷战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还在——1980年，流亡诗人米沃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波兰出版了获奖诗集《拆散的笔记簿》。由于米沃什1950年就离开祖国，作品被禁，林洪亮此前一直无缘看到他的作品。到了1989年，由诗人绿原首度将这本诗集翻译引进中国，收在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集里。
　　出版人林贤治读到这本诗集之后深受震撼，尤其是流亡者米沃什严肃的命运反思，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自由意识，启发了他日后研究东欧地下文学的兴趣。其后，诗人北塔、西川和张曙光，陆续翻译了《米沃什词典》和《切·米沃什诗选》。其代表作《被禁锢的头脑》即将在今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审美接受方面，林洪亮更偏爱小米沃什12岁的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她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人因对50年代波兰的政治宣传假话失望，后来的创作跳出了政治性视野，关心哲理、日常生活、人类命运和世界性话题。林洪亮精心收录了她85%的诗作，收在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呼唤雪人》集中。
　　林洪亮介绍，相比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以强烈政治色彩著称，波兰作家创作却更倾向多元。原因是70年代后团结工会出现，工人与知识分子联合。同时，宗教也起了作用。
　　米沃什在诗歌创作中有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希姆博尔斯卡则升级到对越战的关心中去。林贤治则认为波兰民族在创作上有一致的延续性，他们的不屈抗争精神，不管在对政治体制的鞭策上，还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上，都是世所罕见的。
　　同样是流亡者的贡布罗维奇则表现出先锋创作理念方面的才华，《费尔迪杜凯》于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中国。让作家余华爱不释手的布鲁诺·舒尔茨最早在1992年出现在第三期《外国文艺》上，这位在余华眼中可媲美卡夫卡的后现代小说大师，在2009年和2011年，《鳄鱼街》和《肉桂色铺子》分别由新星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引入中国。林洪亮介绍，另一位著名的波兰科幻小说大师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目前还没有长篇作品翻译引进国内。
　　萨米亚特族 东欧文学内核
　　2010年，一本名为《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出版物引发了学界关注。编译者景凯旋，筹划者是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的林贤治。林贤治拿到中译本时62岁，但对于东欧知识分子地下写作的关注，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是前苏联、东欧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书报检查制度而来。其中捷克的萨米亚特最发达。捷克作家们普遍内心经历过乌托邦的幻灭，转而遵循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当社会遭受压迫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
　　“不管地域国别，东欧的作家共同特点，是在前所未有的制度下，追问人的身份和归属感，包括文化和人性归属。”景凯旋说，地下写作虽然不能包括东欧文学的所有，但最体现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林贤治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更为关注流亡作家，如波兰的米沃什，匈牙利的凯尔泰斯，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合法暴力，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比一般的作家表现得更复杂微妙，惊心动魄。”在这几位诺奖获得者中，匈牙利的凯尔泰斯最为典型。有奥斯威辛情结的凯尔泰斯在德国坐过牢，2002年因作品《命运无常》获奖，作为一个内心流亡的知识分子，国人对苦难过去的无视更令他痛苦。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惨败》等从2003年起，由作家出版社引进中国。
　　“这两年中国知识界开始关注东欧文学，是因为看到了社会和历史背景的相似性。”林贤治说，“凯尔泰斯觉得奥斯威辛是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赫塔·米勒这些作家看到的苦难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远远还没有过去。诺奖能关注他们，说明人类是有共同命运的。”
　　林贤治还表示，东欧文学虽然引起了关注，但在出版界仍被视为赔本买卖。很难拿下版权，消费主义盛行，无视深刻和苦难，导致轻松和消解的出版物占大多数。“价值多元往往成为一种逃避的借口，多元只有成为一种大的认识背景的时候，才是多元的。”他说，东欧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是我们和全人类的困境。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