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打倒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开了

与茅于轼先生约在13日上午10点见面，地点是他在玉渊潭公园东边的家里。

开门的是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女士，我们按习惯称呼师母，赵女士淡妆迎接我们，通身散发着民国时期苏杭一带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们进到客厅时，茅于轼先生也已经从书房走出来，与我们握手。

房子不大，家具和各种摆放也不少，阳台也被开辟成了一间小书房，但家中一点都不显杂乱，反而十分温馨、舒适。

14日是茅于轼先生83周岁的生日，茅老外面只穿了一件淡蓝色衬衫，虽然说家里有暖气，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也足见身体素质之好。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采访时，赵师母已经在厨房准备中午饭了，期间还要负责去接不时响起的电话。

一开始，我们还有点拘束，坐的位置离茅老较远，赵师母提醒说，让我们靠近些，茅老可以听得更清楚。谈话就这样开始。

回顾&展望：经济学之路

NBD: 我们了解到您之前是学机械的，而后来一开始是自学经济学的，您是为什么转向经济学的？一开始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学？

茅于轼：经济学我不是自己学，是自己想。我把经济学看作是一个最优化的问题，是一个数学问题，数学问题里有一个分支是数学规划，研究最优化。举个例子，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的交替时间不是随便定的，是数学规划解出来的，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知道来往车流的信息即可以设计出一个方程式来解。

而经济问题就非常复杂了，但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经济学最优化的一个数学方法，即最优分配，所以我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是通过最优化，把经济学看成是最优化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经济学就是用有限的制约获得最优的产出，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NBD:那在您研究了经济学这么长的时间后，对经济学的看法上，是觉得还是和您最初的想法一样呢？还是发生了变化？

茅于轼：有很大变化，经济学还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我这个数学的解要用的方法是经济学的制度设计，于是后来我就转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方面，但七八年前我又开始想到，这个问题越研究越倾向于一个人权问题。

这个想法是很有根据的，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都是尊重人权的，而穷国则相反，所以这个问题通过最优化的数学规划在慢慢的变化。我在思考，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原因是有特权，而特权存在的原因是有利益，越深入就越到问题的根了，我现在还没找到这个根，但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学问是在不断进步的。

NBD: 那您研究经济学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比如看什么着作或者通过什么去观察真实经济学的世界？

茅于轼：一开始我是通过数学。有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是一个美国人-RICHARD E.BELLMAN写的《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中文译为：《应用动力程序设计》)，迄今为止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翻译，当年我还在铁路研究院，是从图书馆借的这本书，借了几个月，前后把这本书看了很多遍直到看透，我还看了很多数学规划的书。

NBD: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当您对经济学的方法产生变化后，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

茅于轼：是根据中国改革的大背景，比如人权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而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这里的问题很多，所以就越来越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包括解决这些毛病要用什么药方，要用现代经济学的药方，而不是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很遗憾，这个药方开错，吃这个药走不上发展的道路，可能还会走到弯路上去。

中国总算是从实践上大体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理论上的改革仍是一种“只立不破”的改革，即立了很多新东西而旧的东西却没有破，换句话说即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确实立了很多，比如参加世贸、物权法、保护私人财产，民主法治等等，好多东西过去都没有，但是旧的仍旧没破。

在我看来，马克思其实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革命理论，他想的这个公有制实际上也是存在问题的。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也存在问题，其实没有没毛病的制度，马克思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是没有看到公有制的矛盾，苏联、东欧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吃这个药方都没有成功，而中国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而是因为放弃了公有制。

NBD: 我们了解到天则经济所里有很多学者在奥派经济学方面有很多研究，也翻译了一些着作等，您是如何看待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奥派经济学这个趋势？

茅于轼：天则所不是只支持奥派经济学，或者反对什么派，我们是兼容并蓄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论坛。天则经济所双周的学术报告会迄今快500次了，有不同的思想看法，都愿意来发表意见，因为大家崇尚更自由的平台。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我们也是支持奥派经济学的，我们倾向于奥派，但也不完全。比如奥派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但我个人并不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