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专家：中波交往关系中的“七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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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因素”是中国和波兰两国关系的核心。在中波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传统，并经历了两国许多代人的传承。两国不同的历史环境强烈影响着各个时期人们的行为。

从明帝国到全球化时代，中波两国人民的交往经历了种种波折。当前，作为波中交往关系历程中的第七代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欧盟与波兰的中坚力量。在全球化和新技术时代的背景下，中波两国的领导者和年轻人将共同面对双方关系中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处理事务时需要关注过程或是目标，这些是最重要的议题。然而，在我出生的国度波兰，虽然其属于西方文明，却更为强调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这种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却更是普遍。在中国，“人”是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因素”成为了中国和波兰两国关系的核心。

在中波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传统，并经历了两国许多代人的传承。两国不同的历史环境强烈影响着各个时期人们的行为。

中波第一代交往关系中的人们生活在前全球化世界。由于时空的限制，从欧洲到中国要花上几个月。然而，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却是首先到达中国大陆的西方人之一，并成为了明朝的皇家代表。这是在前全球化时代中波关系的伟大先例。

第二代人对波中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他出生在中国并接受教育，在195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之后他返回了波兰。后来他作为外交官再次来到中国。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波兰是首先予以承认的国家之一。这是双方关系的黄金时期，也是第三第四代波兰人享受两国特殊关系的时代。那时，中波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国家更为亲近。当时的波兰专家们都非常了解中国，很多时候甚至比美国和西方国家更深。

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由于波兰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双方在很多领域的合作也停顿下来，更进一步的合作也无法进行。这也是为什么第五代波兰人 (生于50年代)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原因。

对于第六代人，两国关系甚至更为糟糕。从1990年，波兰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改革。许多人倾向于从西方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甚至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和发展视而不见。当波兰致力于改革并积极加入西方的时候，中国从波兰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出生在1976年。当我在童年时期第一次看到长城图片时，我就知道我与中国之间的缘分。中国人称为“命运” 。作为新一代波兰人，我们经历着快速而深入变革，同时也能看到另一个社会在更为快速更为深刻的变化着。

在90年代末期的波兰，学习汉语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波兰正在进入西方的一体化进程之中，我的同学们都前往西欧和美国进行学习，并成为了欧洲或是北约的专家。在他们得知1999年我要到中山大学时，他们说，我正在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那时，波兰正把注意力集中于加入欧盟，只有一些中小型波兰公司从中国沿海省份进口货物。在波兰媒体上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信息，如果有也完全与中国的真正现实不同。

这是为什么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访问是个伟大的消息，它开启了中波关系的新时代，为两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崭新的机会。在波兰成功改革之后，我们再次能够为了互相的利益进行合作。我们这一代人与之前完全不同，我们的记忆里没有战争和革命。我们希望在和平的全球及本地环境下建造繁荣。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标准，我们这第七代人仍然非常年轻，虽然在西方，我们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挑战是重建两国间交流的桥梁，双方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总是批评指责中国。

没有人知道未来将会是怎样，但我们相信，波中两国第七代友好关系的建设者们将会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积极开始行动。而且，由于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世界的深刻地改变现代世界，创建更多合作的新机会。

中国在波兰的投资以及与西部中国的合作，包括向内陆市场的出口、旅游、教育等领域，都有许多项目能够合作。

在上一次由波兰亚洲研究中心和欧洲亚洲研究院共同组织的布鲁塞尔欧洲议会论坛上，从东欧视角看待亚洲崛起的议题引起了中波双方许多人士的兴趣。显而易见，两国都是新兴经济，未来属于我们。

我相信， 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和时间，为中波双方的未来合作关系和利益做出贡献。

    本文作者瑞德兴，35岁，波兰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波兰议会顾问；

    毕业于华沙大学，曾先后到中国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学习5年多，已出版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目前是波兰社会学评论中国专刊的编辑，撰写200多篇有关中国和中波关系的文章，并参与中波两国多个科学和教育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