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前副总理兼财长：北京共识或被人用来扩大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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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德科(GrzegorzKołodko)曾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 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长，历经四届波兰转轨后的中左翼政府，在波兰转轨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一个任期中他将波兰带入了经合组织(OECD)，后一个任期中他见证了波兰在加入欧盟前夕做出的准备。

科沃德科在转轨初期就对“休克疗法”大加批评，认为波兰得以在1992年走出经济衰退并不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成功，而是因为及时停止了“休克疗法”。他也一直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并扩散至全世界的根源。

如今，科沃德科作为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ALK)的经济学教授，创办了一个叫“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TIGER)的智库。除了讲课、演讲，他最多的时间用来了周游列国，至今已经到过150多个国家。他认为，对不同国家的对比是他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来源。

2011年11月，科沃德科在北京参加财新峰会。这位滔滔不绝的经济学者和前政策制定者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评价了波兰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欧债危机的应对方式。

“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严厉批评“华盛顿共识”的他也指出，“北京共识”并不存在，但一些想要扩大威权的人正将其作为借口。

波兰“并不好”

记者的提问从波兰开始。波兰在欧洲经济中可谓“一枝独秀”，是2009年全欧盟27国中惟一保持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为什么波兰能够比其他中东欧国家都表现得更出色？

“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好，但不一定就是‘好’。”科沃德科并不多言波兰的成就，一开口就对自己的国家提出了批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他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波兰财政赤字的高企。波兰2010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7.9%，今年预计还会在5%以上。虽然波兰的公共债务率 “仅”有GDP的55%——危机后还能将公共负债率保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60%以下，已经值得其他许多欧盟国家羡慕——但财政赤字率的上升是危机带给波兰的一个挑战。

尽管仍未加入欧元区的波兰躲过了欧债危机的风暴眼，但今日的松懈就会是明日的危机。当问到波兰转轨以来遗留未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科沃德科说是社会保障的低效。

“即使在经济上升期，也还是花费太多了。”他举例，波兰每年仅用于对农村地区“前农民”的养老金补贴，就占到了GDP的1%。

社会主义时期由国家统包的养老体系仍是波兰的巨大负担。改革的方向是由政府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拨款，与雇员缴纳基金一起，投资于资本市场。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

科沃德科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养老基金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这就意味着，面临财政赤字的政府要借钱来转拨到私人部门养老基金中，然后这些养老基金又去购买政府债券，“所以钱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在循环。”

危机后，波兰政府决定大幅减少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的拨款，不少人反对，但科沃德科认为“这次政府是对的。”

科沃德科说波兰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现有产能的利用率不足。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但产能利用率只有四分之三左右，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点上，科沃德科批评波兰政府急于削减赤字而采取了过分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支出减少的同时无法创造就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到头来更不利于赤字的缩小。

科沃德科认为，波兰与欧债危机国的基本面有质的区别：债务率水平可持续，经济也还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要大力缩减开支，应该注重刺激经济的需求。

第三个问题便是失业。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波兰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仍有着高达12%的失业率。这还是在加入欧盟7年来200 万波兰人移民西欧之后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人没移民，失业率会高出20%。”科沃德科说。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波兰移民在西欧找不到工作，陆续回国，波兰的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

失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科沃德科介绍，经历着宏观经济重构的波兰，其老工业——重工业、采煤、造船、机械制造业、国防军工等，基本都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等待破产重组。不过，仍有部分群体捧到了“铁饭碗”，“比如说煤矿工人可没有失业，教师也都有工作。”

科沃德科说，波兰今天的GDP大概达到了1989年水平的190%，虽然与一些前苏东国家比起来很不错，但相比中国GDP在22年来已经增长了 5倍，波兰还做得不够好——科沃德科认为，如果波兰不是在转轨之初的1989年至1991年大搞休克疗法，1998年至2001年间执政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正是科沃德科不在任期间)，今天的GDP水平还会更高。

在其新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中，科沃德科批评1997年至2001年执政的波兰政府过于迷信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财政政策过于束手缚脚，又以减少国家干预为理由废除了相关的工商业政策，结果是GDP增长下降、就业岗位流失。

“‘自由’(liberal)是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竞争、开放、民主，而‘新自由’(neo-liberal)则意味着你利用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来使少数人获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科沃德科说自己是一个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没人抗议才奇怪”

“有人上街抗议是很正常的，如果没人这样做我才奇怪呢。”谈到希腊目前的社会动荡，科沃德科说。“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对一些事情进行控制是有必要的。”

他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有一个针对葬礼的补贴，每位死者的直系亲属可以得到6000兹罗提(约合2000美元)的抚恤金。但近来政府为了紧缩财政，将这个补贴削减了三分之一。

“现在没人上街抗议，不过如果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小调整，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人们就会越来越紧张，就可能会上街。”

科沃德科预测，明年春天的波兰街头也将出现抗议人群。“现在不是波兰抗议的好天气，不过对意大利和希腊来说，上街还行。”他半开玩笑。

作为曾经的决策者，科沃德科也遇到过民意对改革的抵抗。他回忆，自己2002年至2003年任财长时，由于实行一项在出租车上安装自动增值税收银机的措施，华沙的出租车司机组织了一次罢工。

“嘀嘀-嘀嘀-嘀嘀，”科沃德科学起司机们鸣笛抗议的声音，并毫不忌讳地在记者面前用“愚蠢”(stupid)这个词来形容组织罢工的团结工会。

但他自信地认为，这种改革是公平的、符合市场规律和现代化的要求的。他认为，这种增加和巩固财政收入的措施，正是希腊现在最需要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希腊开出的“经典”药方——减少转移支付、减少社会支持，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的“紧缩的痴狂”(austerity obsession)。

如果他还在IMF工作(2003年后他曾在IMF任职)，会给希腊什么样的建议呢？

“当然我会建议进行财政调整。但执行财政调整不能光靠紧缩。”科沃德科说，他任财长期间也“很节约钱，很讨厌浪费钱”，但紧缩不能太过分——不能以损害社会凝聚、导致经济收缩为代价。

希腊目前正是做得“太过分”了，科沃德科认为，“(过分得)人们似乎能真的感觉到疼痛。”

“希腊人又时时刻刻听到电视上说，紧缩是为了还钱给德国、法国的银行，他们就会想说：且慢，我们要还几十亿给那些富有的银行家？我们要为此失去工作？降低工资？”科沃德科认为，这种不公平感是希腊难以形成改革共识的重要原因。

10月26日的欧元区峰会上已经达成一致，要求私人投资者对持有的希腊国债减记50%。科沃德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有了这一步)救助计划才有可能得到希腊民众的——不是‘支持’，而是‘容忍’。”

他说，一方面希腊民众应该明白，自己必须为之前寅吃卯粮的错误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那些行为不检的金融业者也应付出自己的一份代价。只有两方面都出一份力，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解决危机的凝聚力。

无“北京共识”

在这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严厉批评者眼中，到底什么是替代选择？所谓的“北京共识”成立吗？

“不，我不认为真正存在‘北京共识’。”科沃德科的回答很干脆。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北京共识”的说法，是因为有些人借此暗指其中隐含的政治成分：即有一个与西方体制不同的有限的政治民主，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不腐败、受到认可、知道该如何行动的政府。而这种模式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学习的对象。

但科沃德科对这种看法存疑。“谁来学习呢？巴西吗？我认为中国要向巴西学习的可能比巴西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更多。”

在他看来，世界可以从中国的经济成功中总结出来的正面经验是：“要取得成功，就要用自己国家的方式，来找到一个组合，将资源、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人民的心态等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必须将市场和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但他也看到，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当然监督和监管、国家干预等都是有需要的，但风险是，有可能从监管不足一下变成过度监管，从美国那种自由放任，一下变回你们改革之前那种经济体制，或是变成那种腐败的、官僚气的、不灵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当然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科沃德科提出了“新务实主义”(New Pragmatism)的概念，包括从价值观的重树、机制的建设、政策的指向性和落实等三方面，来寻找既实现私有产权的经济自由，也通过国家适当干预对市场自发力量进行纠偏的道路。

当问道他脑中哪些国家更接近这种理想的状态时，他首推巴西——“在私有产权扩大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凝聚，证明了私有产权和国家干预是可以共存的。”此外，亚洲的马来西亚，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以及走出本世纪初危机后的阿根廷，东欧的斯洛文尼亚等，都给新兴转型经济提供了积极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