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是多么美好”——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

高瞻远瞩

◆文津讲坛

　　■题目：中国文化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以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为中心

　　■时间：2011年4月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主讲人：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国际汉学》主编。

　　◆开场白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跨过太平洋进入菲律宾，从菲律宾到漳州；葡萄牙人从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南海，进入澳门，这样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中国海合围，中国进入全球化初期的状态。由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不仅仅是在本土完成，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不再仅仅以中文完成，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西方的多种语言书写、记忆了。那时，中国和欧洲的桥梁就是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而对欧洲东部，像波兰、捷克的传教士重视得不够，其实他们也起到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卜弥格（Michel Boym）。

　　◆主讲

　　■卜弥格：南明特使，出使罗马

　　卜弥格出身望族，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他对医学也有很好的研究。他1643年离开里斯本前往东方——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都必须从里斯本出发，因为东方护教权是由葡萄牙负责的，而往大西洋、往美洲是由西班牙负责的。1644年卜弥格来到澳门，学习了汉语，1647年到海南岛传教。

　　1644年北京的明朝政权覆亡之后，南方又拥立了一个小朝廷。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永历皇帝。局势十分危急，1651年永历皇帝决定派遣卜弥格作为南明王朝的特使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求救。当时罗马教廷仍然是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儿，南明王朝危机了，跑到几万里之外的罗马去搬兵——但正是这么一个活动，促使了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很多人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是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实际上这之前就有卜弥格出使罗马。

　　卜弥格回到罗马，非常的不受重视，因为明清鼎革的局势很复杂，耶稣会对中国的政治判断也非常狡猾。当时中国有三个政权——清朝、南明王朝，张献忠的部队也还没有完全被打败。张献忠地盘上有两个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清军入关以后留在北京的有汤若望；随着南明王朝南迁的两个传教士，是瞿微纱（后为清兵所杀）和卜弥格。耶稣会派了卫匡国回到欧洲告诉梵蒂冈，说弥格代表的南明王朝基本上完了，所以梵蒂冈一直不接见他，拖了他整整三年多。他穿着明朝的衣服几次要求觐见，最后教廷礼节性地见了他，把他打发走了。当时他带回西方的一些材料，全部放在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

　　卜弥格1656年离开了欧洲，带着当时的教宗给永历皇帝的母亲王太后和太监庞天寿的信回中国。1658年他到了澳门，很倒霉，当时清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广州，澳门当局拒绝接待这位南明特使，怕清兵对澳门不利。他没办法只好又返回安南（现在的越南），希望从陆路回到中国。他一路劳顿，终于病倒，就病死在越南和广西的边界线上。他一直为南明王朝服务。他走的时候带了两个小修士，其中一个叫陈安德，一直跟着他，最后把他草草地埋在了中越边界线上。

　　■《中国地图册》：中国地理的西传

　　卜弥格在西方早期汉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绘制了中国地图，并把它带回欧洲。地图是拉丁文的，叫《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五个王国，十八张地图》，一般简称《中国地图册》。它包括了当时中国的行省图，一个全图，还有一个海南岛图和辽宁省图。这个地图至今没有出版，它就放在梵蒂冈的档案馆里，是彩绘的，非常漂亮。

　　这个地图接续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地理记忆。当时欧洲关于中国最有影响的书籍是《马可·波罗游记》，但游记里没有“中国”，欧洲人只知道契丹，还知道“丝国”（塞里斯）——希腊人记得就是中国丝绸。马可·波罗书里说契丹人冬天用黑石头烤火，这在当时的欧洲完全是幻想——中国人使用煤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马可·波罗还讲契丹人到街上买肉的时候拿一张纸，中国宋代就有交子，有了纸币，欧洲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所以西方人很长时间都认为马可·波罗是胡说，是一个东方的传奇。《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最早被利玛窦所证实。卜弥格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显然是针对《马可·波罗游记》来讲的。他的地图还针对着《马可·波罗游记》的问题和错误做了一些说明。

　　来华传教士绘制地图，第一个是利玛窦的《坤舆全图》，它是个世界地图，主要对中国认识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欧洲人还是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而耶稣会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对于西方有三个人最重要——罗明坚、卜弥格、卫匡国。

　　第一个绘制中国地图的是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他是利玛窦的老师。实际上他的成就不亚于利玛窦，只是他回去比较早。罗明坚的地图太简单，也不带色彩。我把罗明坚和卜弥格的中国地图比较了一下，罗明坚肯定不会画画。卜弥格绘制的比较漂亮，图后面就是地理志，每个地方的位置、矿产、风土人情等等的介绍，比较详细。卫匡国的墓在杭州大方井，诸位到杭州去的时候可以看看。他的《中国新图》，第一个按照近代绘图法绘制了中国地图，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重新进入中国的基督新教的传教士还拿着这个地图在用。从罗明坚，经过卜弥格，到卫匡国的时候，西方对中国地理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

　　■《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的西传

　　卜弥格这个人很倒霉，他的大部分著作在欧洲都没有出版，他留下的大都是手稿，被人剽窃了。在17-18世纪的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又神奇又稀少，因此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就反复被转抄出版，也不署名，哪儿来的也不说，都是自己抄一抄就发表了。卜弥格只留下一本著作是署名的，就是《中国植物志》，在维也纳出版。

　　卜弥格在海南岛生活了一段时间，海南岛植物品种非常多，他自己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他的书对植物及其用途、入药的加工方法都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介绍过中国的植物。我们所谓的中学西传并不是光有道德思想，也有中国实际的知识，比如地理、自然情况。

　　他这个著作虽然比较单薄，但对于欧洲来说是第一本。大家知道现代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是瑞典学者林奈，林奈没来过中国，林奈后来派他的弟子到广东收集中国的植物，林奈的书里头有几十种关于中国的植物，其中就有卜弥格提供的。

　　■译介医典：中医药的西传

　　大家不要忘记卜弥格的父亲是御医，所以他有家学传统，他是欧洲第一个对中国医学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当然他这个荣誉来得很晚，因为他大部分著作都是别人署了名出版了，经过很长时间才发现真正的作者是他。卜弥格对中医的传播，我觉得有四个贡献。

　　他第一个向西方介绍了《黄帝内经》。他翻译了部分内容，他的理解有错误，比如说黄帝的意思是“黄色的皇帝”，但他基本上把书的内容都介绍了。

　　他还介绍了《脉经》。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最早的脉学著作。卜弥格写了一篇《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脉经》中将脉象分为24种，卜弥格介绍了15种，并且把每一个脉象对应病症的用药也一一列出，基本是对《脉经》一个转写性的翻译，这对欧洲来说是破天荒的知识。他身边的小修士陈安德，祖上是中医，应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推动了中草药的西传。他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用于医疗的简单药》，一共向欧洲人介绍了289种中草药，我统计了一下，有91种在《本草经》里有，基本上把中草药的药种大部分都介绍给欧洲了。

　　他开创了欧洲人研究中医的先河。他懂西方医学，第一个把中医和古希腊的医学做对比研究。他写的《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了解中国脉搏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是研究性的著作。另外他留了一百多种舌苔的图，还根据中国的一张原图，画了一张向欧洲人介绍穴位的图。卜弥格对中医的高度评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今天对中医的科学性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四百年前欧洲人对中医已经十分重视。

　　■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兴起和演进

　　欧洲早期对中国的了解，90%来自传教士。我把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分为三个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游记汉学，马可·波罗为代表；专业汉学，延续到今天。中间最重要的环节是传教士汉学，这些人来中国生活，有的人长眠于中国，在实际知识介绍上是比较客观的。

　　欧洲汉学的演进，卜弥格是重要的一环。他的成果直接推动了德国17世纪汉学的发展。当时德国最有名的三个汉学家，都直接受益于他的著作。如果没有卜弥格，他们没来过中国，肯定不认识中国字，也不会读中国音。

　　首先是米勒，他说他发明了一个认识中国字的钥匙，可以在两个月之内读中国书，说中国话。这个消息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非常激动，写了五封信跟他要这个钥匙，最后也没得到。米勒临死的时候把稿子烧了，所以这是个谜。还有门采尔。这个人真不简单，原来是医生，60岁开始学中国文化，他根据卜弥格的成果编出了第一本德文和中文的辞典。第三个人是巴耶，德国17世纪汉学成就最高的一个人。他编了一本字典，基础也完全来自卜弥格。

　　卜弥格的汉语成就最主要是通过基歇尔（Kicher）的《中国图说》影响欧洲的。这本书怎么和卜弥格有关系呢？基歇尔是德国人，被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最后一个伟大的学者。他后来到罗马当教授，教的学生有四个都是来华的传教士，包括卫匡国、卜弥格、曾德昭。他没到过中国，但是手中拥有最多的中国文献，因为他的学生回到欧洲以后都去看老师，把很多材料都给他。而且这个人的好奇心极强，关心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出了40多本著作，是最早埃及文字的研究者之一，最早楔形文字的研究者之一，他对中国也充满了兴趣。

　　基歇尔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的第一块碑就是这个碑。唐太宗时，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叫聂斯脱利派，在叙利亚、中亚一带很有影响，中国人称为景教。这个碑在晚明时期在陕西周至被发现了，对当时来华的传教士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卜弥格为了看这个碑专门从南方跑到了陕西。卜弥格记录了这个碑的中文和注音，通过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出版。这个贡献是很大的，欧洲人傻眼了，第一次看到了这样多的汉字，而且能读出来。

　　密密麻麻两千多个汉字，肯定是卜弥格旁边的小修士陈安德写的，但是这个注音系统、罗马字应该是卜弥格，或是他俩合着写的。根据我的了解，这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拉丁文—中文的词典。当然了，它的排列是分开的，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能叫词典，因为词典都是双语对照性的。当时欧洲的双语词典也刚刚开始，在卜弥格后七十年，欧洲人就可以做出500种语言的主祷文。欧洲语言学的进展与他们地理大发现很有关系。

　　另外《中国图说》还公布了很多图。卜弥格是个画家，他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图。他提供了南明永历皇帝、王太后的长相，记述了中国各地的农户、文人、士兵，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所以当时这个书的很多画被撕了，拿回家自己欣赏，它们是非常生动的。

　　1814年12月14日，法兰西学院设了一个教授位置，叫满、鞑靼、汉、藏教授，这是欧洲历史上关于中国的研究第一次进入它的大学体制。这个教授叫雷慕沙，也就是说，雷慕沙是第一个专业汉学家，开始吃中国饭了，领一份工资，职务是研究中国，他不是传教士，做研究不再是出于宗教的冲动。

　　所以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转折点就是雷慕沙，而这个推动者是谁呢？又是卜弥格。雷慕沙没来过中国，也没见过几个中国人，他怎么做论文啊？他就是读卜弥格关于中医的书。他写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呢？《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基本上一半是抄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他能抄也算不错。而且雷慕沙极有天赋，他中学的时候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跳楼瞎了一只眼睛，但是他对知识的追求很执著，卜弥格的书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然后他就靠图书馆，靠卜弥格这些书，还有“大秦景教碑”那些字，自己学会了读汉语和写汉字。雷慕沙研究佛教，研究中国的小说《玉娇梨》。佛教、才子佳人小说，这些传教士都不研究，而雷慕沙做研究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这个变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汉学有什么用啊？老外研究中国能有中国人自己研究得好吗？1814年，欧洲人开始用一种近代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在读经，我们1905年废除科举，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形成了现代学科体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汉学研究，也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如何从经学转为现代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近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用卜弥格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讲演——“这整个中国的土地是多么美好”。这个生于波兰、葬于中越边界的人，在中国文化的西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我们应该记住他。

　　■供图/张西平

　　◆新发现

　　永历皇帝的祈祷书

　　南明王朝的很多后妃加入了天主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这是信奉天主教最多的一个王朝。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永历皇帝望过弥撒，做过祈祷，也认可了皇子受洗。永历皇帝未入教是因为他多妾。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发展教徒的一大障碍就是必须是一夫一妻制。

　　张元济先生（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曾在罗马发现过南明王朝的档案，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这几年我每年都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去寻找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档案，最近新发现了几份，有王太后（永历的母亲）的弥撒书，她信天主教比较早；还有一份，是和秉笔太监庞天寿受洗有关的；另外一份，是永历皇帝的祈祷书。

　　“永历皇帝臣由榔于十月初二诚心祈祷天主慈悲挽回赣永之虏寇，化为良民，怜万性生灵。”什么意思呢？永历王朝经历了很大的动荡，下面的叛乱，清军的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永历皇帝就自己写了个祈祷书。尽管他仍然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天主教信仰的，为了自己的社稷江山来求天主保佑，但这份文件证明，当时天主教成为他化解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的中国皇帝向天主做祈祷。

        ——北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