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部:正研究双重国籍 给外籍华人绿卡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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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央视引述中国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但“双重国籍”的问题非常复杂。最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即中国“绿卡”），为已取得外籍的留学归国人才提供便利。

　　但著有《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却认为，如果国籍政策不放开，不仅解决不了人才流失的问题，甚至也无法留住那些甘愿为中国服务的国际高端人才。

     移民的背后

　　27岁的博后黄欢（化名），留美已近7年。朋友说，他想绿卡想得“眼睛都绿了”。而他所求，格外简单：结束与女友两地分居的生活。

　　“一个城市里，可供我俩选择的职位本就不多，而两个没有绿卡的外国人，又都需要H1b（临时工作签证），但愿意办理的雇主很少，同时，签证名额又受限制。”于是，黄欢和未婚妻分别选择了华盛顿与纽约，单程5小时的距离。每两周，他们才能见一次。

　　而黄欢周围，许多朋友都曾因没有绿卡而无法与爱人在同一座城市工作。“我们青春的尾巴，二十八九岁的美好年华，都在高速公路上度过了。”

　　那时起，黄欢意识到“绿卡”的重要。“我跟我们家MM（美眉，指未婚妻）说，以后，我都让着你，再也不吵架了，省下时间发论文挣绿卡。”由于EB2（高学历专业移民）的排期太长，他选择冲击EB1A，即，杰出人才移民，而这需要黄欢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

　　“已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20篇，被同行引用90次，参与论文评审18次。”目前，黄欢的“成就”已能基本确保绿卡，但他削尖脑袋想把三个数字刷得更高，以求“胜券在握”。

       黄欢，2005届北京大学物理系全优毕业生，而后，获得美国某常青藤大学博士学位。如今，他一边在顶级实验室进行博后研究，一边为了爱情拼命赚绿卡。

　　据美国《科学》杂志统计，清华和北大两所中国名校是输送美国博士生的第一、第二阵营，而这些高材生大多成为“海鸥”，而非“海龟”。

　　譬如在2002年获得美国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2300余名中国留学生中，直至2007年仍然留美的占比92%。他们大多已拿绿卡，或者加入了美国籍。 “在这一点上，不能责怪他们。美国不少尖端实验室是不对非美国公民开放的，钱学森就是因为取得了美国籍，才得以加入军队，进入美国核心。”葛剑雄说。
       “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只有这些条件才能辅助我们找到工作，学有所成。”至于回国，5年内，黄欢没有打算。他几个博后朋友写给记者的“暂不愿归”的理由包括：科研条件、学术氛围、考核制度，等等。

　　“我很想回北大讲课，喜欢学生鼓掌的感觉。但这些要等到我能够独立研究之后，现今羽翼未丰，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美国，我岂能错过？”不过，待时机成熟，也许早已无法归去。这是黄欢不少师兄师姐的纠结之处。
      卡住的“青春”
      “他们之中，已获永居权的，为了保持绿卡回不去；入了籍的，因为繁琐的签证回不去。”黄欢解释，这些“障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于是，不少海外华人选择绿卡但不归化。“而他们一旦回国工作，那么，这张绿卡将游走于吊销的边缘。”在黄欢看来，不愿放弃绿卡的心情不难理解，而即便愿意放弃，回国后的他们也会面临各种麻烦。

　　曾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许德音教授写下过这样的故事：学院里来的归国博士，不少是拖家带口的。最新来的一对年轻夫妇，曾在美国名校教书，都有绿卡，但一对生在美国的儿女的身份却成了问题：若是美国公民，孩子出生时父母尚未取得绿卡，中国国籍法不承认他们的外籍身份；若是中国公民，孩子已是就学年龄，却办不了户口。夫妇两人为此苦恼不已，甚至考虑返回美国。

　　而在美华人若已入美籍，中国籍即被取消。这意味着，归国前，他们要和所有老外一样排长队，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回到“祖国”后，24小时内向当地公安局“报到”；在“老家”呆满半年后必须出境再签，否则，代价是最高每天5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与此同时，中国“绿卡”十分金贵。据民进会员、浦东人才交流中心胡晶反映，自2004年《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实施以来，上海已有近1000人获得“绿卡”，浦东地区占比20%。然而，目前在浦东创业的境外人才多达3.5万，归国留学人员1.3万名。

　　而中国“绿卡”门槛之高从已获永居权者的名单中便可窥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美籍华人数学大师陈省身、西门子副总裁博格、原瑞士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威廉·凯乐、曾参加过八路军的日本人中村京子等等。

　　“双重国籍主要针对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愿意放弃现有的国籍，而中国需要他们为我们服务。”葛剑雄表示，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很大。但对愿意为沪工作的美籍人才而言，若他不放弃美国籍，那么申请工作、孩子教育等等将面临不便；若他放弃了，他的工作又会受到外国限制。比如，美国护照几乎可以全球免签证，这是极大的工作便利。

　　开门引智

　　黄欢和他的留美朋友自喻“卡”住的一代，动弹不得，而这只是我国海外流失人才的冰山一角。6月28日，华创会“武汉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勾勒了全貌：自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向国外输送留学生、学者总计192万，目前仅回国60万，比例不足1/3。

　　2010年，中国以近14万赴美留学生跃居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据美国统计局估计，目前，在美华人已突破400万，其中，持绿卡者53万，入美籍者近350万。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几大老牌移民国，中国亦是输出人才移民最多的国家。

      当中国人才全球输出，“回流”却十分有限，除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比例低，吸引的国际人才亦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全国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仅22万，而在京、沪、穗等“国际大都市”，国际人口占比不足0.5%，与之相对，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这一数值普遍超过10%，甚至达到20%-30%。

　　“中国人才流失的形势十分严峻，急需出台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人才竞争。”今年两会前夕，王辉耀在建言书中提到，建议修改国籍法，采用港澳台地区针对双重国籍的默认政策。

　　王辉耀告诉记者，放开双重国籍有利于吸引海外资金、人才以及技术，反之，则不能阻止人才流失，因为，如果一个人才若具备移民欧美的条件和主观意愿，那么，即使剥夺本国国籍，他也会选择移民，同时，还会因为失去了祖籍国的国籍而把本可能保留在祖籍国的产业全部转移至海外。

　　“中国应堂堂正正地承认双重国籍。”葛剑雄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有不少政策，比如，安家费，给予了外籍人才部分“国民待遇”，但这些做法并不规范。如果能够通过双重国籍的途径解决问题，实现化暗为明，那么，双方都将更加方便。

　　而规范的操作，意味着一整套严格的标准，换言之，中国目前需要引进怎样的人才，对应地，他们才能够享受“双重国籍”的权利。“有关这一点，相关部门应该进行仔细的制度研究、设计，确保公平、公正。”葛剑雄说。

　　多位受访学者还告诉记者，我国严厉的单一国籍政策，实际上已不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的需求。改变已迫在眉睫。

    短期不会放开

　　事实上，“双重国籍”在北美华人界并非新鲜话题，相关讨论“一阵冷，一阵热”，已经历时多年。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为东南亚华侨考虑。”长期关注科技人才流动的旅美学者田方萌告诉记者。1955年之前，中国 “默认”双重国籍。但此后，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爆发大规模“排华潮”，怀疑中国向其“输出革命”。为打消这些国家的疑虑，保护当地华人免遭迫害，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双重国籍，并将之写入法律，延续至今。

　　在王辉耀看来，当时，上述举措确实颇为有效，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融入东南亚主流社会，也逐步改善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然而，多年后，国籍问题因人才流失被重提，而当初的问题依然摆在那里。

　　“如果中国又承认双重国籍，容易引起东南亚等国的猜疑，不利于当地华人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戴瑞君在《双重国籍再思考》一文中如是分析道。

     但葛剑雄的反驳同样有理，“这种关系在外交上应当‘对等’。比如，有些东南亚国家反对‘双重国籍’，那么，我们仍然采取不予承认的做法。但是，如果对方承认，我们也应该承认。”

　　目前，官方的态度十分谨慎。7月2日，一位接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人士告诉记者，双重国籍的话题因近来加拿大以及北美华人的再度热议而引发各方关注。但国籍法的修改，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短期内，国籍政策不可能放开。

　　“这未免太看重双重国籍的作用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副主任陈琪表示，“所谓‘外交政策’是指如何实现外交目标，比如，怎样处理南海问题，怎样与美国打贸易战，但双重国籍能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基本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吸引人才归国。”

　　而撇开东南亚，“我的担心是，放开这一政策将进一步拉大国人的不平等感，少数精英的‘双重国籍’身份可能会使普通民众觉得他们离心离德，从而减少社会凝聚力。”田方萌说。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将为官员外逃、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等等提供某种便利。”黄欢说。

        第三条道路

　　“不应拘泥于‘双重国籍’这一说法，也不一定要死咬这个法律概念。”在王辉耀看来，目前，更实际的是要求政府放低中国“绿卡”门槛，同时，出台类似“海外公民证”或“海外华裔卡”的政策，以此承担部分“双重国籍”的职能。

　　所谓“海外公民证”，意指原籍中国的华人可终身免签证回国，而“海外华裔卡”适合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可15年免签证。此外，两证都可享受除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以外的本地居民待遇。

　　上述构想借鉴自印度。在“印度裔卡”和“海外公民证”政策之前，该国仅拥有软件专业人才7000余名，而“两证”出台后，截至2006年，这一数值接近70万。美国政府官员对印度《金融时报》承认，大批印度信息人才回流，可能将影响全球科技中心硅谷乃至整个美国今后的竞争力。印度经验值得借鉴，这也是葛剑雄的主张。

　　而田方萌则开出了这样的药方：目前，多数主张开放者是为方便在中国和移民国之间自由走动，所以，采取绿卡制度等便利“签证”政策即可，而不必涉及国籍政策。

　　“此外，政府应当争取国人旅行时的免签待遇。目前，不少人申请香港身份或者外国护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以中国身份旅游、出行非常不便。如果能够增加中国护照的价值，那么，双重国籍的需求也将能得到抑制。”田方萌说。

       而今的一抹“亮色”是，6月22日，在“第八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的活动上，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表示，国侨办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降低获得中国“绿卡”的标准。目前，相关法规正在修订。

煦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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