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半寻思谁可语，伤哉高阳旧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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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半寻思谁可语，伤哉高阳旧酒徒
　　
　　
　　平生风义兼师友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粱，
　　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
　　
　　——这首写给高阳先生的诗，作者系周弃子先生，被公认为台湾的首席诗人。他下世之后，王开节先生作其平生行述，有“好之者誉为一代才人，短之者嘲为画饼名士”之语，争议极大，却是个奇人。余世存《非常道》曾录其一则逸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由此可见周弃子与高阳的友情。此二人非但经济危机（周有个绰号叫“借钱大王”，高能挣钱亦能挥霍，总是债务缠身，甚而导致他的第一次婚姻的解体）类似，据龚鹏程先生的怀念文章，他们连生前身后的声名际遇都差相仿佛，近乎毁誉参半。这里我要响应龚先生的建议，论高阳，宜仿高阳体，先谈掌故，而谈关于高阳的掌故，则需从周弃子说起。且容我做一回文抄公：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
　　
　　很多人获识周弃子，皆源自他的这首诗作。196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件”被台湾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周先生看不惯胡适畏头畏尾的举动，遂做诗讽之。首联用两个典故，“无凭北海知刘备”，据史书记载，孔融担任北海相，被作乱的黄巾军包围，击不退敌人，只好派遣大将太史慈向时任平原相的刘备求助，刘备接到消息，很惊讶：“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便亲率军队前去解围。“不死中书惜褚渊”，褚渊，字彦回，南北朝人，曾受宋明帝的遗诏，任中书令，与另一大臣、尚书令袁粲共同辅佐苍梧王（即后废帝），待雍州刺史萧道成杀废帝而立顺帝，袁粲不从，与自己的儿子一道赴死，而褚渊推举萧道成接袁粲的职位，录尚书事，后来又助萧代宋建齐，当时有流言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莫作褚渊生。”这两句诗歌写到四个古人，忠奸对照，借古讽今，讽喻胡适不能从一而终。“铜像当年姑漫语”，指胡适主张为雷震塑造铜像，以表彰他在争取自由民主之时所付出的牺牲；“途穷未必官能弃”，斥责胡适舍不得丢弃“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高职；“棋败何曾卒向前”，则让人想起胡适早年所做的信誓旦旦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遗憾的是，小卒子已垂垂老矣，失去了向前的动力与勇气，失去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坚韧，徒然落得周弃子一番牢骚。
　　周弃子与高阳交厚，两人的兴味与脾气颇为相投。1983年，高阳五十七岁生日，周弃子赠诗以贺：
　　
　　还历才看甲子新，风光又老一年人。
　　饥来煮字贫非病，梦里餔糟醉是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原注：君三月十五日生，此借玉溪句），青春作伴四愁屯。
　　燃犀烛怪吾徒事，振笔犹堪扫毒尘。
　　
　　高阳依韵酬答：
　　
　　华发酒痕每每新，可能蠲笔作闲人？
　　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亦借玉溪），黄钟弃地众嚣屯。
　　何时归汲横桥水？浣我缁衣万斛尘。
　　
　　后来周弃子复有和诗：
　　
　　富骋多文夕旦新，尖叉游戏亦超人，
　　稍分书卷供余事，自有风标显道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红桑蔽海六师屯，
　　嗟余词赋长萧瑟，青眼高歌喜辟尘。
　　
　　1984年，周弃子去世，高阳大恸，想赋诗当哭，竟然不能完篇。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万古云霄一羽毛”相祭，又觉讨巧。后来集李商隐诗句作挽联：
　　
　　煎熬亦自求，春蚕到死丝方尽；
　　摇落伤年日，埋骨成灰恨未休。
　　
　　这一联实在做得好。高阳写古体诗，成就难入上流，远不如集句与说诗，更能见他的聪颖敏达。
　　
　　
　　一万年来谁著史
　　
　　
　　荡开这些闲话，且来论高阳。日前我做过一则短札，根据新资料充实修改了一下，兹录如下：
　　
　　高阳以写作“历史小说”驰名。与其他同行相比，高阳有一大显著的特征：他人是以历史写小说，高阳则是以小说写历史；他人可称为小说家，高阳则是不折不扣的史家。江湖上传言：“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是武侠。”模仿这个句式，可以定论：他人的历史小说是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历史。这里的差别，在于一个境界：他人是将历史虚幻化、神话化，而高阳扮演着历史侦探的角色，祈望勘察出历史隐秘的真相，只是不同于那些正经的历史学家，他以更具可读性的叙事史之形式，将历史的真相展示出来，但他的态度比谁都正经。
　　所以高阳写史，尤其是清史系列，完全可以作信史来读。诚如一位朋友所言，《慈禧全传》六大卷十大本，几乎每一字都有来历。某些争议的地方，他总是选取最为可信的一种而置入小说的叙事。再以一些史学评著——如《明朝的皇帝》、《清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柏台故事》、《上班考》等——为例，高阳的史料工夫之娴熟，识见之精辟，史格之高雅，都不是寻常史学家所能及。
　　但高阳亦有高阳的尴尬。龚鹏程介绍其在台湾的遭遇：“文学批评界不重视他，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通俗文类（历史小说）的作家，厕身位置于琼瑶、三毛、南宫博、章君彀、卧龙生之间，绝少讨论他的作品。数十部小说，投水激石，尚且可生波澜；文学评论界对此，却仿佛未见一般。至于他的文史考证，学界也很少注意。一般总认为他是写小说的人，驰骋想象而已，未必定具考证本领。何况他又未在上痒任教，故无徒众传习发扬其说，所以他批驳叶嘉莹等人之说，独树畸见，从风者亦甚少。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说抱持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以及对时代的建议，更是与世凿枘。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不断前进。”
　　这种尴尬，多少是因他的“负气任情”之个性使然，反过来，令他“负气任情”的现实亦推进他的个性走入极端。尽管著作等身，但老杜的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却在他身上不幸应验。他一生坎坷寂寞，爱情不顺，财运不盛，知音既少，知交亦复寥寥，一再被警告酗酒伤身，却不能戒，或不肯戒，怕是借酒销愁的缘故。江湖曾赞许：“有村镇处有金庸，有井水处有高阳。”金庸先生的作品，确实遭逢与他类似的尴尬，但金庸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办《明报》的查良镛，查氏的一生何其顺畅。而高阳，与他的本名许晏骈所代表的那个人，并无什么人格分裂。如果说金庸有两面，那么高阳只有一面。高阳就是许晏骈，许晏骈就是高阳。如斯而已。
　　高阳与金庸齐名。可论起小说叙事，两人却不在一个重量级。金在叙事方面堪称大师，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排位次。高阳的写法，可能受施耐庵《水浒》的启发，讲求岔道叙事——借用博尔赫斯的说法，叫“小径分岔”，如果历史能够譬喻为一个花园的话。其弊病，就是枝蔓太多，放出去容易，收束起来困难。极高明的小说家，自然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水浒》就是一例，好几百个人物，无一人的结局不交代得分明清晰。而高阳，距离形似的“高明”，估计还有一段距离。《胡雪岩》算是成功的，其它如《慈禧全传》，连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场，都写得有头无尾。
　　小说以外，再谈历史。高阳治史的方法论，与陈寅恪先生一样，亦走“诗史互证”的路径（高阳似乎未明言学于陈氏，而据我的读后感，觉得他是在精神上私淑先贤的，最绝妙的例证，如《清末四公子》中论陈寅恪的父亲三立老人，还可包括解析陈氏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曾收录一本高阳的著作，名字直接为“高阳说诗”，从杜甫、李商隐，说到吴梅村、王国维，时有华彩之笔。而“诗史互证”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诗歌与历史的必然牵连，写诗歌的人“通过运用典故的手法，来隐藏历史的真相，或者个人的感情与秘密”——这被高阳称作“诗史的明暗两面”。“诗史”是以诗歌的笔法写历史，如杜甫，但是否每一个诗人，每一首作品，都禁得起高氏显微镜的精致推敲，而不至过度诠释，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以董小宛考为例。这可谓高阳“诗史互证”的工程之中最具规模的一次侦察。江南名妓董小宛是否为顺治皇帝的董鄂妃，是清史一大众说纷纭的公案。对此，文学家多半倾向于肯定（这是何等传奇浪漫的题材，足以拍摄成二流的古典剧情片），而史学家倾向于否定。治清史的大家孟森先生早已题词在上头。他提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理由，即顺治与小宛的年龄差距：“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忘年之恋能否发生呢？高阳企图推翻成见，自然要费力不少。他举出明朝的宫廷旧事佐证，又言董小宛天生尤物，以三十三岁之高龄而得宠，亦非奇事——从心理学的“恋母情结”分析，此一感情完全说得通。尽管我偏向高阳的结论，但他的考证过程，却存在一点显明的瑕疵，接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理念先行”，即先定结论，再作推论，如此则难免曲解诗赋，走入死胡同（具体请参见《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或《清朝的皇帝》）。我曾经见过一位高人就此对高阳之错谬的精彩批判，一边批驳，一边又掩饰不住对高阳的钦佩，他认为高阳的许多考证都点中要穴，就是提前置放了一个深沉的窠臼，掉进去而走不出，抑或不愿走出？（参见金冈：《歪批金庸（之九）：清史案》）
　　关于“理念先行”——或者说预先判定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好恶感——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高阳论康有为。我极少看到高氏如此激烈的厌恶一个人，在《翁同龢传》的序言，他曾誓言要专门著书“剥康有为的皮”（借用时下流行的短语）。这本书，我们已无缘拜读，但高阳还是遗留了一些诗文，如《康有为“十疑”诗注》、《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戊戌政变真相之揭发》。前者可谓不惮以最坏的心思去揣度其他人，后者，竟然论证出“康有为乃反新政阵线的奸细”，与杀害谭嗣同的刽子手刚毅有眉来眼去的勾结——实在是惊天之笔。至于高阳开出的证据，姑妨留诸公断。就我个人的感觉，高阳这次又走过了头，他失去治史的平常心。
　　友人建议与大陆的历史小说家做一个比较，如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最后一人我读得较少，不敢乱语。从唐的三部大作（《曾国藩》、《张之洞》、《杨度》）来看，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避重就轻，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可以虚化，哪些可以写实，这方面的苦工夫，倒也匹配他所享的浮名——但也仅仅是聪明而已。二月河尚未走出中国古典政治小说的怪圈，无论写法，还是见识，因此难臻上流。这些人的著作恐怕都难以与高阳并提。倒是有一位，不入公众青目，鄙目却是非常看好的，即是写《白门柳》三部曲的刘斯奋先生。这部小说曾经获得九十年代的茅盾文学奖，我以为远较《白鹿原》等而名至实归。尤其是史见，当后人还在为东林党人及其后裔复社诸子的耿耿忠心难见天日、被奸臣排挤沦于尘埃的悲剧而扼腕叹息的时候，刘斯奋却展现另一副同样惨淡的历史图景：清谈怎样误国，清谈何以误国。
　　这一份史见，高阳写晚清的清流党人，亦有所把握，可惜缺乏刘斯奋式的淋漓与深刻。一言以蔽之，在高阳身上，中国古典士大夫的气息尚是重了些，这使他沉浮于朝野之分、忠奸之争、君子与小人之斗等传统的历史模式而无法超脱。如龚鹏程先生总结，高阳论国史，多注重各个朝代的中心势力：“所谓中心势力，例如东汉的外戚与宦官、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宦官。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将导致亡国；若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惟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方能导国步于正途。他所向往之政治，乃是一种文人或知识分子政治……”——孰不知，内圣外王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权力，所造成的灾祸并不减于外戚或宦官：道德圣化与道德畸形，同样是人类莫大的灾难。高阳论“中心势力”之历史观，诚可谓深刻而广博，但他的眼光只及于人，而未及于制度；他生活于20世纪的下半期，却未看清楚这一时段的世界潮流。鉴于他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享受的崇高声名，不得不承认，他的史见相对落后了些，而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当然，这亦正是我们需要放宽历史之视野的原由，同时决定着我们在未来艰辛跋涉的起点。
　　
　　
　　伤哉高阳旧酒徒
　　
　　
　　谈高阳，从谈掌故开始，至谈掌故结束。而谈高阳，却必须介绍两点，一是他号称“屠纸”，有诗云：
　　
　　广雅屠钱事不诬，
　　岑三恃宠把官屠。
　　高阳兴发能屠纸，
　　百叶移时尽墨猪。
　　
　　“广雅”即张之洞，善于花钱；“岑三”即岑春煊，善于参劾官员。这两人都是晚清名臣，一个外号“屠钱”，一个外号“屠官”，其后还有袁世凯，因为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东杀人过多，被称作“屠人”。三屠风流之后，高阳又得了个“屠纸”。他一生著书百部，成字二千五百万左右，不论什么纸张，亦当得起这一“屠”。
　　二是他的笔名之由来，古时“高阳酒徒”，是汉人郦食其的自称，他是陈留高阳人，好读书，嗜酒。这一点与高阳相似。而郦食其拜见刘邦，因后者不喜儒生，遣人送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生嗔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估计这一点“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魄，更对高阳性情。我猜测，正因此两点，“高阳”被许晏骈选中，它不仅作为地名，还可以作为人名流芳后世。
　　林青写高阳的传记，名字就是“纸屠酒仙”。据他道，高阳好酒如命，每餐必饮，台北的好几家餐馆都有他存放的好酒。他不大喝啤酒，以及加糖精的果味甜饮料——我上大学的时候曾有断言：啤酒不算酒，相信能得到诸多酒人的首肯。他刻过一枚八字闲章：“酒子书妻车奴肴妾”——“酒子”排第一。某一次他去日本神田淘书，随身带了三瓶酒，被人戏称为“携子访妻”。他年轻之时经常喝醉，晚年则老而弥坚，酒量愈来愈豪。
　　录一则高阳的酒事：
　　
　　有人曾对高阳说，古龙海量，一大杯酒可以直接从口中倒进肚子，速度之快，好像省略了喉管之旅。不愧为著名武侠小说家。
　　而高阳摇摇头：“他哪里懂喝酒？是糟蹋酒！”
　　
　　高阳为酒生，亦为酒死。姚宜瑛女士有纪念文章，其中写到：“高阳嗜酒，许多关心他的朋友劝他戒酒或少喝，我和唐（鲁孙）先生也常劝他。他几次进医院出生入死，出院后又悠游酒海了。酒国英雄是永远不老的，不肯服老。我幼时见过沉醉酒乡的亲长，一杯在手如神仙，可是酒杯虽长满，生命却苦短。岁月不饶人，到头来总是悲凉地离去。”
　　姚女士还提到高阳除夕夜无家可归，住到凯悦酒店一事，龚鹏程先生亦有记录。高阳晚景凄凉，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除夕之夜，本是家人团聚的盛会，高阳却孑然一人，投宿在外，“下俯红尘，自悼孤影，其寂寞凄清之状，着实未可为怀。先生负如橼之笔，著书千万言，晚境竟至于此，文人之厄，亦一时代之悲剧也。”
　　那一夜，高阳“独饮至无鼓，思有所语，作此律，为壬申元日试笔”：
　　
　　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
　　不死酒仍日暮醉，余生笔兆岁朝春。
　　客中坐客真无奈，钱上滚钱别有人。
　　饮半寻思谁可语，神荼郁垒两门神。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是我读过的高阳所作诗歌之最好的一首。“亡羊”更兼“歧路”，再对应沐猴而冠的大环境，给人的感触已不是凄凉，而是绝灭。
　　酒不死，人却无。
　　其后不久，高阳病逝于台湾。时为1992年6月6日。
　　
　　严复有诗，正可为祭：
　　
　　“嵚奇历落不称意，高阳酒徒兀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