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一样的鲁迅[选给孩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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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
　　
　　 周海婴
　　
　　父亲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0年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7岁的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保姆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我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许妈来到三楼，只见她眼圈发红，却强抑着泪水对我说：“爸爸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忙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母亲流着泪，赶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钟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70年过去，这个场面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很清晰，仿佛可以触摸。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我早晨起床下楼，蹑手蹑脚地踏进父亲的房间，他床前总是放着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香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次许妈都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他只眯起眼睛看着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在对我的教育问题上，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严厉，比如让我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比如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音乐；或者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如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同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看。有时候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闻名世界、驰誉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的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当时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际，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则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事后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他的上述考虑，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他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虽然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表演的滑稽节目，不过我已算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撅嘴嘟囔不休了。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起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中，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来不阻止我这样做。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这两套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把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收起来，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就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把书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取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偏重于文科。父亲也不问我选阅了哪些，更不指定我要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为我赖着不肯去学校，卷起报纸假意要打我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到学校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实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作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我虽然也偶尔挨打挨骂，其实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在给我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的前半年。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我也不甚了然。对于孩子的未来，父亲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但他也写下了为很多人熟知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一生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此而言，自觉也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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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
　　
　　 周海婴
　　
　　父亲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0年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7岁的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保姆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我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许妈来到三楼，只见她眼圈发红，却强抑着泪水对我说：“爸爸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忙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母亲流着泪，赶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钟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70年过去，这个场面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很清晰，仿佛可以触摸。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我早晨起床下楼，蹑手蹑脚地踏进父亲的房间，他床前总是放着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香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次许妈都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他只眯起眼睛看着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在对我的教育问题上，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严厉，比如让我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比如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音乐；或者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如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同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看。有时候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闻名世界、驰誉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的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当时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际，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则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事后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他的上述考虑，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他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虽然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表演的滑稽节目，不过我已算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撅嘴嘟囔不休了。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起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中，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来不阻止我这样做。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这两套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把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收起来，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就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把书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取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偏重于文科。父亲也不问我选阅了哪些，更不指定我要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为我赖着不肯去学校，卷起报纸假意要打我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到学校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实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作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我虽然也偶尔挨打挨骂，其实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在给我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的前半年。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我也不甚了然。对于孩子的未来，父亲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但他也写下了为很多人熟知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一生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此而言，自觉也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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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巨星的陨落
　　
　　
　　 ■柯灵
　　
　　
　　是这样倔强、这样勇猛的战士，他憎恶黑暗，讨厌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猥琐卑怯的“老中国”儿女、愚昧而蛮横的统治者；用他辛辣无比的笔，给他们以剥露、攻击，毫不妥协，毫不馁怯。他被目为叛逆、“堕落文人”，然而他却为无数青年、劳苦大众和一切正义爱好者所敬重、爱戴。
　　是这样的一位战士——我们的文学巨人鲁迅先生，他在许多明枪暗箭中间，和封建专制、帝国主义、一切黑暗势力战斗了一生，战绩彪炳，如日月经天，现在不幸在昨天（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在世界渴望光明的时候，巨星陨落了！
　　昨天午前１１点，我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噩耗，像一股寒流突然袭来，直从头顶贯到足尖。我出神地呆了半天，只觉得心里沉重得厉害，也空虚得厉害。
　　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战士，对我们苦难的祖国，那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单是就中国新文化运动而言，鲁迅先生写了何等光辉灿烂的一页！
　　午后1点光景，我和欧阳予倩、姚莘农两位匆匆赶到北四川路××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没有听见哭声，只有一片严肃的静穆。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女士眼睛红肿，正陪同几位亲友沉默地进餐，其中有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译文》编者黄源、青年作家田军……
　　黄源引导我们到二楼鲁迅先生的卧室，是普通弄堂房子的楼面，鲁迅先生的遗体就安放在一张普通的铁床上，身上覆盖着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黄源先生轻轻揭起纱巾，他的眼睛就红了，接着是低声抽咽。鲁迅先生安详地闭着眼睛，抿紧嘴唇，就像正在安眠。一头的黑发夹着几根银丝，浓墨般有力的须眉，面容显得有点清瘦，却依然是一张严峻的战士的脸。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向伟大的逝者默哀致敬。
　　离床头不远，靠窗是一张半新旧的书桌，上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些书籍、原稿，两支为千万读者所熟悉的“金不换”毛笔，挺然立在笔插里，这是先生用惯了的武器；旁边有一只带盖的茶盂，这也就是先生休憩时享用的奢侈品了。
　　就是这方寸之地，鲁迅先生不知为天下苍生呕去了多少心血！桌子横头，是鲁迅先生最近笔下一再提到的那张藤躺椅：“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这也是生活”……》）
　　房子里还有一张方桌，满满地堆着书；床头床角各有一架书柜。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有一张凯绥·柯勒惠支的版画，而一张则是婴孩的油画像，上面题着“海婴生后十六日肖像”字样。海婴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儿，今年还不过八九岁。
　　我们的一代文豪，就生活在这样艰难的中国，生活在这样清苦的环境里！
　　
　　鲁迅先生原籍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诞生于一八八一年，享年五十六岁。
　　近两年来，鲁迅先生多病。据说他原有肺病，且患着肋膜炎的。今夏的一场大病，曾使无数关心先生健康的人忧心忡忡。一位美国的肺病专家曾诊断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倘是欧洲人，在5年前就该丧生。然而后来却终于渐渐好了，只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
　　曾经有友好劝他离开上海，到日本或其他国家，或者国内其他适宜的地方去休养，但他不愿意。在精神稍稍康复时，又继续不懈地作文和工作。直到他溘然长逝的前三天——10月16日，在“久生大病，体力衰惫，不能为文”的境况下，还是为曹靖华所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写了序文。——为了中国读书界的进步，为了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是这样对付着他有涯的生命的！
　　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一个月完成的《死》一文中，预立了遗嘱，其中开头的四条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这别开生面的遗嘱，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胸襟，许广平女士决定遵照着那遗嘱的意旨替啊办理后事。
　　下午2时左右，明星影片公司为了纪念一代文豪的逝世，由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莘农先生率领摄影人员到鲁迅先生的寓所摄取了新闻影片。
　　鲁迅先生的遗容、寓所，都摄入了镜头。鲁迅先生生前工作的书案，也由许广平女士按照平日的样子整理一过，作了银幕的记录。
　　许多鲁迅先生生前的好友陆续到了，瞻仰了遗容。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家，如夏丏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等等。
　　3时许，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灵车来了，鲁迅先生的遗体用洁净如雪的白布裹着，臾下楼来，送出大门。鲁迅先生的家属和友人在后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茁壮年轻的田军最初是低着头流泪，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节选自同名文章，原载1936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新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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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好看与好玩
　　
　　
　　 ■陈丹青
　　
　　
　　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个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陀耶夫斯基的好样子，２０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像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我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是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赅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孙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意搜寻着要去见一见的意思，倒也没有”。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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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常生活点滴
　　
　　
　　 ■萧 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５点钟，陪到６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８点钟，１０点钟，常常陪到１２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１２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节选自《回忆鲁迅先生》，原载《忆鲁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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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子如何不丈夫
　　
　　
　　 ■许广平
　　
　　
　　鲁迅先生即使工作很忙，每天至少有两个预定的时间必定是和海婴在一起。这就是两餐之后，女工在用膳时，一面为了不使小孩打扰她们吃饭的便利，一面借此饭后休息的时间，海婴和我们一同在房里。有时鲁迅是欢喜饭后吃少许糖果或饼干点心之类的，他会拣几块放在桌子角上，自己慢慢地吃。海婴跑来了，第一眼看见先冲到他跟前，毫不客气地抢光，有时还嫌不够。如果还有，当然再拿些出来给补充，若是一点也没有了，吃了他的也并不怎样，反而似乎很心甘情愿的。这时鲁迅先生多是靠在藤躺椅上，海婴不是和他挤着一张椅子在并排躺下，就是更喜欢骑马式地坐在他的身上，边吃边谈天，许多幼稚的问题就总爱提出来：
　　“爸爸，侬是谁养出来的呢？”
　　“是我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侬的爸爸、妈妈是谁养出来的？”
　　“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从前，最早的时候，人人是哪里来的？”
　　这样子追寻到物种原始来了。告诉他是从子——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要问：
　　“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了，而且也不是五六岁的幼小心灵所能了解，在盘问了许久之后，回答不清了，就只好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
　　有时觉得在一张藤椅子上两个人挤着太不舒服，就会到眠床上去，尤其夏天夜里熄了电灯，这时海婴夹在两个人当中，听讲故事。高兴了，他会两面转来转去地吻我们，而且很公平地轮流吻着。在有一天的夜里，大约是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的前一年，照例的躺在床上，海婴发问了：
　　“爸爸，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
　　“是老了，生病医不好死了的。”
　　“是不是侬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是的。”
　　“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不过这许多书那能看得完呢？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
　　“那么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好的。”
　　“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好的。”
　　就这样子，谈笑而道之的。听的时候，觉着小孩的过于深谋远虑，以为说笑话般的，小孩子的问话，不料不久就像成了预立的遗嘱而实现了。
　　鲁迅反对小学教师的鞭打儿童，但有时对海婴也会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说不清的时候。但直至他死，也不过寥寥可数的不多几次。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
　　“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这时做父亲的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是要研究纸里面包藏些什么东西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先生笑起来了。紧跟着父子之间的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会比较地小心拘谨一些时。
　　在有的时候，海婴也会来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说：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送东西给不听话的孩子来做感化工作，这不是近于耶稣的打了右脸再送左脸去的忍耐吗？实际却未必能真做得到罢。
　　我也会打海婴的。小孩子最聪明不过，他看到女工们的迁就他会格外泼辣；看到我怕他吵闹，尤其在鲁迅睡熟或做工的时候，他会更吵些，或者也许是我更神经过敏些。这就引起我的禁制和他的反抗，以至于打。但做父亲的，打完之后，小孩走开可以不理，做母亲的，遇到的机会一多，看到小孩的被打后惶惑之状可掬，有时是不自知其过犯的，能不心回意转，给以慈爱的抚慰吗？这样子，母子之间的威严总不会建立起来。有时连鲁迅先生也不会了解这，他总觉得他对付小孩是对的。也真晦气，海婴对于我虽不怕，但对于他的打却怕，有时候问他：
　　“爸爸打你痛不痛？”
　　“不痛。”
　　“打起来怕不怕？”
　　“怕的。”
　　“妈妈打你怕不怕？”
　　“不怕。”
　　在有一次我责备他之后向鲁迅先生谈起，我说，每次在责骂过海婴之后，他总是要我加以抚慰才算了事的呢。鲁迅先生很率然地说：
　　“哪里只是海婴这样呢？”
　　我才像彻悟过来似的说：
　　“啊！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吗？我晓得了。你无意中说出心底的秘密来了。”
　　这可见他的性情和小孩子多么像，人们说的“赤子心肠”，正可以给他做天真的写照。
　　有些时候我也很为难，譬如在饭后的其他时间，海婴也会走到房里来的，以他特别对海婴的慈爱，和小孩的善于揣测成人，自然走到比较欢喜他的人跟前，而欢欣亲切地跑到他面前了。他能板起脸孔叫他出去吗？不能的，就是在最忙，也会放下笔来敷衍几句，然后再叫我领他去玩。
　　有一回，他的稿纸正写到一半，海婴来了，看到他还未放下笔，出乎意料地，突然，他的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纸上立刻一大块墨，他虽则爱惜他的心血铸出来的东西，但并不像发怒，放下笔，说：“唔，你真可恶。”海婴飞快地逃开了。
　　
　　（节选自《鲁迅先生与海婴》，原载《遭难前后》，略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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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
　　
　　 ■川 岛
　　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间，我在杭州教书，寒暑假中得空，就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
　　１９２９年８月底，我又到了上海。这时候鲁迅先生住在横滨路景云里。２８日那一天，因为鲁迅先生约我晚上去吃便饭，所以我是单人去的。我到鲁迅先生家的时间大抵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左右。其实我是在约定时间的一小时多之前就出门的，只因为到了景云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他的家，所以耽误了。先生也猜到我大概又由于迷路所以迟去的，给我留着四碟饭菜。
　　当我吃完了饭上楼去时，就在楼上鲁迅先生书房兼卧室的一间房子里，有一位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客人，坐在靠南窗前的椅子上，和鲁迅先生在谈天。鲁迅先生就指着这位客人给我介绍：“这就是邵明之先生。”并把我介绍给那位客人。
　　邵明之先生是绍兴人，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我是早就听说过的。约莫邵先生也是知道我的，虽然以前彼此都没见过。
　　后来，柔石也来了。
　　我挨着邵先生，柔石在床前，大家就一齐坐下来闲谈。景宋这时在楼下吃饭间里，为即将出世的海婴赶制襁褓，没有上来。
　　８月的上海，即使在夜晚，谈起天来，手里还需要有一把扇子才好。然而我的一把折扇在这一天的白天和郁达夫出去时丢失了，也不晓得丢在哪里。
　　由于说到我丢扇子的事，鲁迅先生就说：“以前的人用‘扇袋’，而且将扇袋挂在腰间，是不无道理的——那就不会丢失了。”
　　从挂扇袋在腰间，又说到以前的人在夏天穿着实地纱袍套，腰间还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着扇袋、表袋、荷包，年纪大些的还挂着一个眼镜袋，悬灯结彩似的在热天里也真够受的。
　　于是，鲁迅先生眼睛看了我一下就说：“扇袋倒也罢了。表袋实在太笨，要看表时既要弯下腰去，又要用手擎起表袋，倒过来看。”就做了一个低下头去，弯着腰，手擎表袋，倒转过来看表的姿态。
　　这时节只听得邵明之先生说：
　　“咳！呆虫！”
　　我和柔石听了这一声，四眼相对，有些愕然。
　　邵先生又接着说下去：“哪里会像你这样笨！只要你坐在那里，拖长喉音喊一声：‘来……’就有人会进来，毕恭毕敬地站在你面前，然后你把肚子稍微一挺，将手向表袋上一指（邵先生也做了一个姿态），他自然就会说：‘着！大人！八点三刻。’”
　　鲁迅先生听完就哈哈大笑，又渐渐谈到别的上去了。
　　原来所谓表袋，只是具体而微的一个褡裢，将表装在褡裢的袋中，袋面上有一个圆洞，把表嵌在里面，表面就露出来了，只要从表袋外一看，就可以知道时间。
　　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青年们，总觉得鲁迅先生的脸相尽管很严肃，但是和蔼可亲，有时即使我们放肆些，先生也总是原谅的，而且我们并不觉得先生是在纵容我们。但我先前也常听到鲁迅先生的一些同辈老朋友说起：鲁迅先生神经过敏，脾气大，嘴不让人，容易吵起来。并且我也听鲁迅先生说过，他自己容易和朋友们“闹开”。我又知道“闹”的时节，鲁迅先生总不退缩；“闹开”了，鲁迅先生也不后悔。在这前一天，鲁迅先生就和林语堂“闹开”了，刚还和我们谈着这件事，因而一听到邵明之先生这么一句“呆虫”，就不免联想到以前的种种，不但有些惊愕，而且还有些顾虑，顾虑鲁迅先生和邵明之先生争执起来，闹成僵局，在场的柔石和我又都是后辈，劝也没法劝。“呆虫”的语气和含义，也并不算轻呵。可是这一次的实际情形，是大家又谈笑风生地谈下去，谈到半夜才走散。
　　（节选自同名文章，原载《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