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波兰读米沃什

小飞侠

　　1、
　　
　　2004年8月14日，93岁的诗人米沃什在波兰格拉科夫去世。我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三天后的晚上。那个晚上我正在读三联书店刚于这年六月出版的《米沃什词典》。联想到另一位流亡作家布罗茨基死后要求将自己的灵柩运回圣彼得堡，米沃什选择曾经生活过的格拉科夫为终焉之地，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从书架上找下了十余年前买的一本诗集，绿原译的《拆散的笔记簿》——是米沃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的一本自选诗集，据我所知，也是国内翻译的米沃什最早的一本集子——上面是我不同时期读米沃什时划下的线条和符号。很难凭着这些随兴所致的线条和符号去复原当时读米沃什时的心境。经典不是凝固的，它像流变的大气，一直在变动中。而笔记簿也终于散了，那一页页的时间、地点和人名，在米沃什写下的那一刻——或写下它们之前——就已死了，只是化简为一个个词条，夹在一本词典里。
　　
　　词典，米沃什以这个词作他自传的书名，流露出了把世界纳入他的知识谱系的野心——一个诗人的野心，那就是用语言重新安排世界。
　　
　　那个晚上一直在看米沃什的那本书。在书页的边角处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作为对他的纪念和致敬：
　　
　　米沃什在这里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结构起了他的一生，那就是词典的方式——当历史翻去一页，一切的人和事，都是以词语的方式寄身在一本词典里——这是出于一种对词语的信任，或者说，是出于对世界与词语之间关系的敏感……九十岁那年，他还在说，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语言以表达他眼中的世界。他找到了。这本有着许多亡者姓名的书传达出了他的一个信念，那就是抓住自己的语言。他是一只刺猥，因为他如此的固执。但他魅人心魂的语言，总让我觉得，他是一只狐狸。
　　
　　不同于布罗茨基后来成了一个“英语作家”，米沃什离开波兰后一直在用母语写作。这或许就是我在那段话中说他“抓住自己的语言”的意思吧。一个诗人对母语的忠诚，实质上是对一种文化的眷恋和乡愁。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从另一个出生于波兰的作家艾萨克·巴·辛格的身上——他于1935年赴美，八年后加入美国藉——也可以看到这一眷恋和乡愁。萨克·巴·辛格一直是用意第绪语这一东欧小语种（“一种濒死的语言”）写他的小说。这种语言据说二战前有1100万犹太人在使用，当今则只剩400万人，且逐年递减。他自嘲说，写鬼故事，没有一种语言比一种将要死亡的语言更适合的了。长篇小说《萧莎》的开篇，就是用一种反讽的语调谈论语言：
　　
　　我受过三种濒死的语言的教育——即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意第绪语（有的人根本不把意第绪语算作一种语言）——并在源于巴比伦文化的犹太教法典的熏陶下长大成人。
　　
　　世界的形相取决于观者的眼睛，和他的经历。大屠杀给欧洲的犹太人人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一切都就得虚无、不确定。在辛格眼里，世界成了一个屠场，一个巨大的地狱。而肉体，则意味着痛苦，它们是一对同义词。诗人米沃什由此转向了《圣经》中那个著名的花园：“惟有乐园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昙花一现。”
　　
　　1951年，米沃什从驻法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时年四十岁，他还要在法国和美国生活长长的半个多世纪才走向人生的终焉。可以断定的是，波兰，以及关于波兰的一切，将是贯穿他下半生人生和诗艺的一个中心词。带一本米沃什的诗去波兰，去华沙，去内陆的小镇，去维斯图瓦河边的森林，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近一个诗人，是否会呈现出更广阔的他的内心生活的图景，和他诗艺的秘密？
　　
　　预定去波兰的机票是6月4日。随着日期的临近，华沙，这个一次次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城市似乎近了许多。读了米沃什的两首诗，《在华沙》和《献辞》，是1945年的作品，《拆散的笔记薄》中未收录。米沃什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重负，超出了他的笔所能承受的——“我的笔比一只蜂鸟的羽毛更轻”。那悲伤超出了忍耐的力量。而他的心就像一块石头，里面封闭着的，是对最不幸土地的隐秘的爱。
　　
　　他如此诘问：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
　　
　　我不想这样去爱，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不想这样怜悯，
　　
　　那不是我的意愿。
　　
　　于是他在1951年离开了这个国家，定居巴黎，成了一名“自由作家（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名称），并在十年后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一名波兰文学讲师。世人眼里他很快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和米兰·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布罗茨基等流亡作家成了美国艺术文学院的院士。但他在波兰的根以及与波兰精神生活的联系却始终没有割断过。
　　
　　这天下午，站在江厦桥上，陡然变得开阔的江面上，散漫铺展开去的江水几乎和白茫茫的雨云衍接在了一起。我想着1945年《在华沙》里的“你”——那个站在维斯瓦河边的“无能”的诗人。奥斯维辛之后，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无用”的了。
　　
　　你在这里做些什么，诗人，在这
　　
　　晴朗的春日，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废墟上？
　　
　　你在这里想些什么，在维斯图瓦河
　　
　　吹来的风播散着
　　
　　瓦砾的红色灰尘的地方？
　　
　　
　　2、
　　
　　6月4日上午十点十分，坐芬兰航空公司的MD-11飞机从浦东起飞时，下着大雨，落在机翼上满是蒸腾的水汽。飞行十小时后，抵达此行中转的赫尔辛基，因有五小时的时差，当地时间为下午三点。从地图上看，从太平洋西海岸到波罗的海沿岸的赫尔辛基，横穿了整个亚欧大陆。
　　
　　原定六点三刻去华沙的航班推迟了近两个小时，八点过后才起飞。此时太阳还悬在地平线上，照着机翼下的河流和大片的针叶林。飞机爬升不久，一头就扎进了云层里，但云层并不厚，一会儿就穿越了过去。飞机先是向西，然后折向南行。阳光再度落进机舱，它如此眩目，坐在边上的芬兰老太太发出了低低的一声惊叹。当太阳整个地陷身于云层里，那光还是顽强地穿透出来。
　　
　　机窗外散布着零星岛屿的蓝色海面，应该就是波罗的海了。夕阳下的波罗的海，近处蓝得明亮，远得则消弥在混沌的大气中了，海岸线也由明晰变得模糊。不知不觉，我靠着窗口睡了过去。
　　
　　飞机向着云层俯冲而下，当它破云而出，城市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白色屋顶的建筑散布在连绵的绿地上，如同鸟粪。我看见了维斯瓦河。它是银亮的。它是宽阔的。它在大地上弯曲着，像是什么力量让它痛苦地蜷紧了身子。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天天看到它，闻到它一个女人般潮润的气息。
　　
　　午夜十二时入住Novotel，午夜的华沙街头几乎没有了人影。天边的半个月亮，照着这城，像是一幅黑白摄影。
　　
　　华沙城是二战后从废墟上重建的。1944年华沙起义失败后，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市区百分之九十的建筑都被炸毁。且城中所有大的建筑都是工兵依次爆破。二战时期的德国曾有人把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纳粹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就像处理屠宰场里的牲畜一般。这样的场景对看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人们来说不会太陌生。
　　
　　现在我们看到的旧城，所有的纪念性建筑，都是按照14-18世纪的原样重建的，杂揉着哥特式、巴洛克、文艺复兴时期式等多种建筑风格。一大片中世纪式样的红色尖顶建筑群，四周环绕着红砖砌成的内墙和外墙，四角则是高耸的城堡。广场周围一些装饰性的拱顶和游廊，当是后来增建的。
　　
　　
　　这是一个被各种利益集团多次出卖的民族，历史上的波兰，在十四、十五世纪的鼎盛期过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多次受到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的挤压和瓜分，1939年，在与苏联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后，希特勒出兵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继而占领波兰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米沃什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坛上如此描述那个耻辱的日子：“1939年8月23日，那时两个独裁者签订了一个协定，包括一个秘密条款，借以瓜分他们邻近的有自己的首都、政府和议会的国家。那个打约不仅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它还重申了一个殖民原则，据此各民族不过是牲口，可以买，可以卖，全凭当时的主人的意志。它们的边疆，它们的自决权，它们的护照，不再存在了。”（见《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225页）
　　
　　波兰及整个的东欧（“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就此——如同米沃什所说——“命定地坠入了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而苏军“解放”波兰之后的专制，让现在的波兰人至今还对俄罗斯人抱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耻”的意识，历史的屈辱感，渗透了波兰人的血液：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
　　
　　你时刻受到耻辱。
　　
　　——米沃什《一个装镜子的画框·第二十九页》
　　
　　旧城广场上的美人鱼雕像前，叽叽喳喳地围了许多孩子。鸽子见人不惊。他们的老师在讲解神话故事，也有可能是在讲解这个城市这个广场的历史。沿着旧城广场的一条倾斜的小巷，愈往里走，空气里的水汽愈见浓重。小巷到了尽头，一折，眼前豁然一亮，从斜坡上看下去，竟是一个宽阔的河湾。这就是维斯瓦河了，几乎贯穿波兰全境的最大的河流。它起源于巴尔喀阡山脉，在由南而北注入波罗的海的一千余公里的漫长流程中，把格拉科夫、华沙、格但斯克几个大城市串在了一条线上。
　　
　　“你是牛奶是蜂蜜是爱情是死亡是舞蹈”——米沃什曾这样称颂它。我突然好奇，在华沙，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米沃什曾多少次跨过这条河？
　　
　　我们随着响在所有沉没城市的钟声走下去。
　　
　　被人遗忘了，我们为死者的使节所迎候，
　　
　　当时你无尽的流动挟着我们向前向前，
　　
　　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只有一刹那，永恒的。
　　
　　——米沃什《河流》
　　
　　米沃什写下这首《河流》是198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离开他的祖国已经三十年了，记忆中越来越鲜活的，却还是他的出生地维尔诺和这条河。在这四行诗里，河流，钟声，成了流动的时间的一个征象，但尽管“时间在我们的头顶狂风似地怒号”，尽管我们所有人都要被“死者的使节”所迎接，有一刹那已成永恒。或许，这就是米沃什说的“探查那使时间屈服的法律”？
　　
　　看《河流》，及米沃什在流亡期间写下的大量诗歌，很大程度上，米沃什克制住了他的乡愁——维系他的乡愁的只有语言，他使用了一辈子的波兰语。他没有浮乏地赞颂维斯图瓦河，这使得他的诗歌承载了更大的历史、道德和形而上想像的空间。
　　
　　但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啊。或者说，这种属于斯拉夫语族的小语种能否成就伟大的诗篇？尽管米沃什称一直在侍奉忠实的母语：
　　
　　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
　　
　　你就可以有你的白桦，你的蟋蟀，你的金翅雀
　　
　　像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样
　　
　　——米沃什《我忠实的母语》
　　
　　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的缺乏哲学表达方式，缺乏形式感和准确性，正是米沃什所面临的困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表现日常生活却不能表达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无能，对悲剧的漠然，等等。（参见西川《译者导言》，《米沃什词典》，三联书店2004年6月版，第13页）
　　
　　因此米沃什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我觉得我浪费了我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
　　
　　一种语言，他们憎恨自己
　　
　　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一种告密者的语言，
　　
　　是的因自己天真而患病的
　　
　　糊涂人的一种语言。
　　
　　他试图拯救这一语言。和他的前辈诗人密茨凯维奇一样，他也用自己的诗歌改造着这一语言，但他最后还是感慨：“我没有能够拯救你。”
　　
　　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是什么？米沃什以三个类比回答了这一自问：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一支醉汉的歌（他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二年级女生的读物。
　　
　　
　　3、
　　
　　早晨六时，太阳把我们下榻 Novote对面的斯大林宫（文化科学宫）染得金黄。这座庞大、笨重的建筑，矗立在华沙市中心如同一个古堡，象征着二战后斯大林在波兰的威权。早餐后匆忙赶至火车站，坐九点钟的火车前往波兰南部城市格拉科夫。因是一等车厢，乘客不多，车内很是整洁、安静。火车刚驶出华沙，天气还很好，不一会大块的云团飘来，下起了雨。雨水在车窗玻璃上冲下了一道道污渍，看出去，树林、平原、草坡，全都变了形。
　　
　　从华沙到格拉科夫，凡三百公里，火车驶行两小时四十五分，与时刻表上一分不差。这一段维斯瓦河，河面并不开阔，流速也平缓。
　　
　　在1596年波兰国王齐格蒙特·瓦萨三世迁都华沙前，格拉科夫一直是波兰的首都。格拉科夫建城于公元十世纪，而当时的华沙，不过是维斯图瓦河边的一个中世纪市镇。格拉科夫比华沙的幸运，在于二战期间这座城市几乎未受大的破坏和损害，那些数百年历史之久的教堂、皇宫、城墙、大学都得以保存。
　　
　　去格拉科夫，是为看臭名昭著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发前安排旅行线路，从华沙出发有两个方向可走，一是去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gdansk），那片狭长的出海通道曾是二战爆发的策源地，写出“但泽三部曲”的君特·格拉斯就是居住在这个城市；另一条线路则是去南部的格拉科夫。我说去奥斯维辛吧，去看看人类怎样一边创造文明，一边为同类建造巨大的杀戮场。
　　
　　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野蛮的。他没有明白说出的是，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性的丑恶。
　　
　　下着雨。中午时分的天色阴沉得有如黄昏。刚进入集中营时的塔楼、电网、铁轨、站台和一直延伸到极远处的囚房，它们在一些电影场景中出现过，已经不再让我感到陌生，但空气中浓重的死亡气息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世人所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奥斯维辛市附近四十余座集中营的一个总称。它由纳粹德国陆军司令希姆莱于1940年4月下令建造，是德国人在二战期间修建的一千余座集中营里最大的一座。据波兰国家博物馆历史学家派珀于2005年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数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四年多期间，共在130万人在此关押，110多万人在集中营丧生。派珀还指出，被关押到集中营的犹太人只有约20万人登记过，其余一概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
　　
　　图片资料上，成群的犹太人坐着火车来到奥斯维辛，他们中有些人还对那个美丽的谎言坚信不疑。但德国士兵和一些“犹奸”已经在随意处置他们的行李。
　　
　　优雅的妇女——很快他们就要受到牲畜一般的对待——和哭泣的儿童。毒气罐。焚烧尸体生成的白烟。焚尸炉。毒气浴室。纹身人的皮肤制作的灯罩。女人的毛发编织成的军用地毯。只走了编号为1号和2 号的两处集中营，我说我不想看了。一个人站在沙砾路面上，好半天才把呕吐的心情克服下去。
　　
　　我不想这样去爱，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不想这样怜悯，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的笔比一只
　　
　　蜂鸟的羽毛更轻，这重负
　　
　　超出了它的承受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
　　
　　我听到声音，看到微笑，我什么
　　
　　也不能写；五根手指
　　
　　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去写
　　
　　他们活着或死去的故事
　　
　　使我生来就成了
　　
　　一个例行的哀悼者
　　
　　——米沃什《在华沙》
　　
　　诗人可以暂时挣脱他的乡愁，但又怎么摆脱生活在“二十世纪最黑暗中心”的耻？他不愿意成为一个“例行的哀悼者”而离开祖国，半个多世纪后不是像老奥狄浦斯一样回来了？
　　
　　回忆一生中遭遇的人和事的“词典”，不也是生者对死者的哀悼：
　　
　　“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呆上片刻。”（《米沃什词典》，三联书店2004年6月版。第304页）
　　
　　傍晚，回到格拉科夫，独自一人去市政厅广场散步。这个建造于中世纪的广场到了傍晚也是人头熙熙。流浪艺人在奏琴。孩子们围着装扮成童话中角色的乞丐，脸上掩饰不住的好奇与吃惊。圣母玛丽亚升天大教堂的钟声响了，惊起了密茨凯维奇雕像下的灰鸽，纸屑一样在黄昏玫瑰色的空中纷扬。不一会，天色已由玫瑰红转成了淡淡的灰，广场上的人面也已模糊不清。
　　
　　进教堂默念一段主祷文。身前身后的孩子们，说话、走路，都是轻轻的。在这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国家里，他们大概从小就被告知，这里是神的居所，要轻些，再轻些。白天在格拉科夫的街头，也会看到一些还是上幼儿园的年龄的孩子，由几个修女带着在走。他们每周都要上神学课。对世界的敬畏之心，那么小就在他们的心里植下了。
　　
　　回去时，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了住所Hotel Orient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月亮升起来，照着格拉科夫市郊这个村庄的房屋和树木，空气里有着植物在露水中开花的香气。一排排红色墙面、小尖顶的屋子，窗台上几乎都摆放着一盆盆的鲜花，屋前屋后也都有花园。月光下，木栅栏后面，我可以辨认出芍药、玫瑰、苹果树和樱桃树。踢碎的露珠里仿佛有着诗人米沃什的声音：“在灾祸中所需要的，正是一点点的秩序与美。”
　　
　　临睡前，我打开带了一路的《拆散的笔记薄》。我看的是《世界》，这首诗还有个副标题，“一首天真的诗”。米沃什在这里以一种平静的、历尽沧桑的语调叙述了家乡维尔诺的小路、屋顶、篱笆、门廊、楼梯、林中的一次远足、父亲的教诲，这是他在暮年回忆他怎样认识世界，世界又怎样进入他心中。
　　
　　在曾经发生大屠杀的“世界肛门”之地，写下田园短歌般的《世界》，这难道不会受到谴责吗？但米沃什放弃了辩护。他把这组诗看作了对毁灭的反抗——“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其向生的意愿”。
　　
　　这一夜，我是在格拉科夫读米沃什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了。
　　
　　我要把手指停在“信念”这一页上，进入今夜的睡眠：
　　
　　信念这个词意味着，有人看见
　　
　　一滴露水或一片飘浮的叶，便知道
　　
　　它们存在，因为它们必须存在。
　　
　　即使你做梦，或者闭上眼睛
　　
　　希望世界依然是原来的样子
　　
　　叶子依然会被河水流去。
　　
　　
　　
　　它意味着，有人的脚被一块
　　
　　尖岩石碰伤了，他也知道岩石
　　
　　就在那里，所以能碰伤我们的脚。
　　
　　看哪，看高树投下长影子
　　
　　花和人也在地上投下了影子：
　　
　　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
　　
　　——（《世界（一首天真的诗）》，《拆散的笔记薄》，第97页，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4、
　　
　　火车在平原上奔驰，河流、草坡、一个个村庄和市镇在窗外掠过。
　　
　　当白鸥掠过水池飞向远处的树林，乡村教堂的十字架在六月的阳光下闪亮，当火车穿过平原惊醒田野上的稻草人，维斯瓦河在雨中泛着小小的浪，而死者的亡灵化作飞鸟回来，我想着，这一切，如何用米沃什的语言说出，是憎恨的，诅咒的，还是哀悼的？
　　
　　就像他自己说的，因为不想做一个例行的哀悼者，因为不愿意一生下来，就重复那些死者的名字，他选择了离开。一个白人世界的成功者，在异国说着卑贱者的语言。然后，他回来了。他给自己安排的死的仪式，是听着格拉科夫市政厅广场的钟声闭上眼睛。
　　
　　一个天真的世界，它一直在那儿等他回来。
　　
　　此行是去波兰北部城市比德哥熙（Bydgoszcz），参加该市建城660周年的其中一项纪念活动——国际图书节。这是波兰北部滨海省的一个省会城市——如果我没有记错，米沃什出生并度过整个童年的维尔诺也是一个省城——位于维斯瓦河与布尔达河的交汇处，人口约四十万。我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晚上。米沃什描绘过的维尔诺城，这段话用来形容比德哥熙大概也是确切的：“这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巴罗克建筑移植到了北方的森林，历史写在每块石头上，有四十座天主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照米沃什的说法，这样的城市还应该包含如下特征：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幽默感，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
　　
　　几天行程结束后，坐火车从比德哥熙返回华沙。铁路沿线，麦子已快黄熟，油菜花还未全谢，黝黑的土垄音，还不时可以看到翠绿的马铃薯叶子。波兰的纬度要高些，此时的气候和节令，相当于中国南方的四月中下旬吧。
　　
　　这一路走下来的几个城市，华沙、格拉科夫、比德哥熙，都是在维斯瓦河上。格拉科夫在河的上游，再往南过了巴尔喀千山脉就是斯洛伐克了。比德哥熙和土伦城，则是河的下游了。
　　
　　定的是6月10日下午四时的航班，趁在华沙逗遛的最后几个小时，去看了瓦年基公园的肖邦雕像和拿破仑的另一处行宫。杨树、柳树正在吐絮，风一吹，雪花般狂舞，草坪上全是薄薄的细雪般的一层。
　　
　　那些公园里拍婚纱照的男女、奔跑的孩子、支着画架写生的青年艺术家，那散发着湿润气息的河流、窗台上的盆花、街头行走的姑娘，很快就要成为记忆。
　　
　　米沃什便是这样命定的“记忆的承担者”，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使他只能在回忆中一次次地访问故乡。因此他赋予诗人的两个属性是：眼睛的贪恋和描写所见一切的欲望。而记忆在他身上便也有了这种力量，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语言——“它使我们避免采用一种像长春藤一样在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言”。
　　
　　我没有这样的使命。这样的行走只能是一次轻快的滑翔。
　　
　　你在这里做些什么，诗人，在这
　　
　　晴朗的春日，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废墟上？
　　
　　你在这里想些什么，在维斯图瓦河
　　
　　吹来的风播散着
　　
　　瓦砾的红色灰尘的地方？
　　
　　原刊《书城》2009，2期   作者：赵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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