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以色列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组图)

小飞侠

唐娜·罗森塔尔 著

　　
　　徐文晓 程伟民 译 阮项 审定

　　性骚扰受禁止，但调情合法

　　看过太多的朋友被杀或受伤之后，以色列人接受了箴言：“生命无常，先尝甜点。”国外旅行、及时行乐是对压力的一种逃避。以色列人已经学会：玩笑，有时是莽撞的玩笑，帮助他们感到这些时期是如此平常。

　　过去，要是未婚男女搬到一起就会谣言满天飞。现在不再是了。大部分同居者年轻、受过教育，是不太虔信宗教的德系犹太人。根据最近的调查，26%的已婚以色列人在婚前和他们的配偶住在一起。（但在信仰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信仰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和德鲁兹人不存在的。在东方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当中比例要低得多。）在一些西方国家，同居是婚姻的替代选择，但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以色列，它是现代版的订婚，迈向天棚的一部分。

　　希伯来语中没有“性骚扰”一词，直到以色列通过了世界上意义最深远的法律才改变这种情况。法律禁止几乎无所不在的性骚扰，也禁止攻击同性恋。它允许调情、黄色笑话和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恋爱关系。但是，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性关系在上下级之间是禁止的。

　　按照法律规定，调情是合法的，但是性骚扰不是——两者间的界限让人困惑。以色列《国土报》的记者写道：“法律剥夺了男性一个重要的表达的自由——调情的自由。”许多以色列男人很难相信，以艳羡的目光盯着女人裸露的腿，玩笑地拍拍屁股，或者对乳房的大小评头论足都是冒犯行为。

　　巴-伊兰大学的社会学家达芙娜·伊兹拉里说：“以色列军队是爆发两性关系的温室，这丝毫不是秘密。司令长官经常得到女兵的‘首选’。漂亮年轻的女兵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仍旧屡见不鲜。”尽管军队的规定几十年来禁止上下级之间的两性关系，但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兵抱怨长官骚扰她，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以色列人的婚姻仪式和拉比

　　一对新人站在室外的天棚下，那是四根柱子支起的穹隆。以色列犹太人通常在室外举行婚礼，以“苍穹”为盖，让人回忆起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子嗣繁多，如天上繁星。在以色列，法律要求所有犹太人的婚礼都应由犹太教正统派拉比主持。婚礼举行前，新郎和两个见证人要签署世界上版本最为古老的婚约，该婚约可上溯到公元前400年前，规定了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只有死亡或离婚才能解除。婚礼上，新婚夫妇共饮一杯葡萄酒，并且各自分两口饮尽。然后拉比宣读已经签字的婚约。新郎手执一枚简朴的象征永恒的金环，对新娘说：“依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戴上这枚戒指，你就得到了神的认可。”随后将戒指戴在新娘右手食指上，彼此接受祈福和祝愿之后，他们饮下第二杯酒，从此正式结为夫妻。当新郎宣布：“你是上帝安排给我的妻子。”新娘则不用做对等的陈述。然后新郎还要踏碎一个杯子，寓意着人生并不总是欢愉。

　　另一种新式的以色列婚礼正在逐渐流行。主持婚礼的是新式拉比，朗诵的婚约也不是传统的以阿拉姆语写成的犹太正教版本——上面的文辞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改变。新婚夫妇用现代希伯来文签署他们的婚约，新式婚约上删掉了男人“买妻子”之类的文字，反映出他们对21世纪婚姻的理解。婚礼上，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彼此立誓，并且亲吻。

　　依照国家的规定，这样的婚姻无效。因为以色列犹太正教教会不承认革新拉比是真正的拉比，这样的婚姻也不是真正的婚姻。新人们之后要飞到附近的塞浦路斯，在那里的市政厅再结一次婚。

　　所有以色列犹太人的离婚也必须经过拉比法院，即使是在国外结婚的犹太教非正统派夫妻也是这样。离婚需要双方同意，但其实男女双方并不平等。如果女方不同意离婚，拉比会允许男方再婚，尽管他实质上并没有离婚。

　　尽管对非传统婚礼的接受程度在提高，绝大多数世俗的以色列人仍旧选择犹太正教拉比。里娜，一位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珠宝设计师说，她和未婚夫前往特拉维夫的正教拉比法庭，才了解到一对以色列犹太人想结婚必须做很多婚前准备。“我得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犹太人。”接着，里娜被安排去见一个犹太教正统派的妇女，上《经期书》的速成课程。《经期书》是《塔木德》中有关家庭贞洁的一卷律法，规定了妇女何时可以和她的丈夫进行房事。月经干净后的七天之内是不准做爱的。里娜还被建议在“身子不干净”的那几天里不要和丈夫睡在一张床上，分开睡两张单人床最好。她还被告知：每个月戒断12天性生活有益于她的婚姻，因为这样可以保持浪漫。

　　国家鼓励夫妻多生孩子

　　以色列人具有强烈的与人结合的愿望，90%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在40岁之前至少结过一次婚，一个原因是大部分以色列人着迷孩子。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说，生命是脆弱的，这片土地上永远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里娜的丈夫在承认他渴望孩子时流露出他的脆弱：“我可能在战争或恐怖事件中死去。我想留下个孩子，身后有我的一点血脉。”

　　以色列是为数不多的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的发达国家之一。甚至在纳粹大屠杀和意欲弥补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多子多孙是他们的责任。建国初期的政治宣传讴歌那些“英雄母亲们”，她们生育了保卫年轻国家的士兵。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对此深有感触：“提高犹太人的出生率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大事，一个犹太妇女应该至少生育四个孩子，否则就有辱民族使命。”以色列穆斯林的出生率和人口比例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只是使以色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受到更加认真的关注。为了鼓励这场没有宣战的子宫之战，以色列政府对大家庭提供经济奖励、慷慨的生育补贴和父亲享有的产假。12周的带薪产假，由国家保险机构支付全部工资，并且还能延长到一年不带薪的假期，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享受。但是，这些优惠适用于所有以色列人，极端正统派和穆斯林得到了最多的家庭补贴。

　　虽然家庭生育计划或避孕都不在国家健康保险的范围内，但是每个以色列妇女都有权免费接受人工授精，以色列人均试管受精诊所的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事实上，过去40年当中用于试管受精的几乎全部药物，正是一个以色列内科医生发明的（世界范围内一百多万新生人口归功于他的发明），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虔诚的犹太妇女们还使用各类民间偏方来促使自己怀孕，包括拿走缠绕在拉结墓周围的红绳，前往梅隆山朝拜圣墓群，参拜摩洛哥出生的圣人巴比·萨利在以色列的墓园，有一些人则忌吃萝卜。

　　18岁士兵担负着严酷的生死予夺权

　　兵役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人生大事。义务兵始于18岁。犹太和德鲁兹男性服役三年，犹太女性至少两年。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征募女战斗兵的国家。以色列仅有14万全职部队，但是它真正的军事力量在于40万预备役士兵，他们每年服役四到六周。前陆军参谋长伊格·亚丁曾经说：“每个以色列公民就是每年放假11个月的士兵。”犹太、德鲁兹男性和一些女性直到四十出头还会被应征预备役。

　　民意测验显示，即使没有强制，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自愿服役。“我们知道没有军队就没有以色列。我们一场战争也输不起，不然我们会失去国家。”士兵塔米尔坦率地承认，“对我来说，作为以色列人就意味着保卫国家。”

　　由于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士兵们经常从前线回家，路程很少有超过两个小时的。整个以色列，男女士兵自由地和市民混在一起。在美国人离开家与父母分离的年龄，以色列士兵对家庭的情感依赖却不断增长。那些家庭每个周六前往军事基地看望他们周末无法回家的孩子，揣着犹太鱼丸冻、摩洛哥风味的粉蒸羊肉、俄罗斯饺子和埃塞俄比亚炖鸡。

　　以色列人孩子与军队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犹太孩子学习表现坚贞和英勇的歌曲与故事。在学习犹太历史——几个世纪的大屠杀和镇压——的过程中，孩子们了解无私和犹太人彼此关联的重要性。独立日的时候，犹太学校装点着各种军队的旗帜，孩子们爬上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4型坦克。士兵们给六年级的孩子讲述“更新”防毒面具装备的重要性，孩子们给士兵寄送礼物和信件。

　　要避免军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街道是以战争和军事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语言表达显示出一个民族所专注的事物。希伯来语中充满了军事术语：“她是一枚炸弹”（她很性感）；“你是一门火炮”（你胜出了）；“像一次军事行动”（赞扬某事做得好）；“我们打算向你发射一枚导弹”（我们要向你开火或踢你屁股）；“撒尿”（点燃火炮）；“排便”（重型火炮）。

　　去历史遗迹郊游也是每个以色列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犹太年轻人和入伍者拜访以色列国防军精神之父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在加利利的墓地。学生和新入伍者也拜谒耶路撒冷的赫泽尔山军事墓园，它以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泽尔命名。靠近他朴素的黑色花岗岩墓地的，是几位总理的墓地。与赫泽尔山举步之遥是纪念山，大屠杀纪念馆的所在地。学生和入伍者来这里了解种族灭绝使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消失。自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每年向波兰派遣几千名高中生参观集中营。他们在毒气室举行纪念活动，经常是一个挨着一个，痛哭着，自豪地举着以色列国旗。

　　在战场上，做出生死决定给18岁的士兵巨大的负担，他们必须是哲学家、政治家，并且非常成熟，因此以色列国防军有一个教育部门。“与其教他们以更好的技术杀人，还不如教导他们反问：‘是否有必要杀人？’”尼莎·阿比比解释，她是教育部门的一名士兵，那里几乎全是女性，教导战斗队士兵。她的责任之一是和士兵讨论他们是否应该开枪。只有他们或其他无辜平民的生命受到清楚和当下的威胁时，他们才能开火。他们学习在战斗中保持人性价值。“我们告诉他们，一个士兵手持武器就具有了部分上帝的权力，生杀予夺的权力。士兵们被教导，他们必须避免伤害平民，哪怕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冒着自身生命的危险。因此我们把这叫做保护力量。”

　　“和平绿洲”实验：寻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睦相处的方式

　　受到《以赛亚书》中一句话的激发：“我的人民将住在和平的绿洲中”，多米尼加牧师布鲁诺·胡萨尔着手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中途的岩石山丘顶上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建立一个综合社区——“和平绿洲”。30年后，它成为50个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阿拉伯裔以色列家庭的家园，他们平等共处，共同管理一个开创性的教育项目。

　　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毫不费力地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之间转换语言。很难区分哪个是犹太人、穆斯林或基督徒。他们打闹，通常只是为了争一个球或跷跷板上的一个位置。在班上，孩子们成排坐在电脑屏幕前学习两种闪语共同的词根：希伯来语中，“和平”是shalom；阿拉伯语是salaam。阿拉伯语的“房子”是beyt；希伯来语是beit。300个孩子，大部分来自相邻的城镇，共同庆祝穆斯林新年、逾越节和复活节。他们唯一不在一起庆祝的是以色列独立日。那是阿拉伯人称之为“灾难”的日子，阿拉伯孩子安静地哀悼。这所双语、双文化学校的教育哲学就是，为了真正彼此理解尊重，人们应当知道对方的语言、宗教、传统和历史。这所犹太人—阿拉伯人学校是以色列其他一些学校的典范。

　　美国、德国和日本记者对名叫穆罕默德和约西的男孩能成为最好的朋友感到惊异，孩子们则自在地冲他们做鬼脸。各类显要的来访，从大主教到大使，从希拉里·克林顿到简·方达，都留下了优质的感动人心的照片：孩子们聚在一起，点亮一盏光明节的烛台、一棵圣诞树和一个伊斯兰斋月灯笼。孩子们画着鸽子，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唱着《和平时代》：“闪电中，彩虹现，在空中，也在我们的心意中。”遮蔽学校和村子的橄榄树和柏树是希望的象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的象征。这个村子在北美和西欧比在以色列更著名。

　　完成八年级的学习后，孩子们下山，在附近的城镇上学，或者是完全以色列人的学校，或者是阿拉伯人的学校。

　　圣雄甘地说：“如果我们想创造持久的和平，如果我们想反对战争，我们就必须从孩子开始。”依照甘地的精神创立的“和平儿童”，运用舞台作为以色列十来岁孩子的对话工具，这些孩子来自乡村、城市、定居点。两位专业的指导者——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犹太人，带领孩子以即兴舞台表演的形式发掘各种主题，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对军事检查站的憎恨到对自杀袭击后庆祝的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在角色颠倒的扮演过程中，犹太人成了穆斯林示威者，穆斯林扮演犹太士兵，基督教徒扮演德鲁兹警察，孩子们成了父母。通过话剧，他们找到了分裂的地方，重新统一了它们。

　　在一个犹太学校，大约300人聚在礼堂里观看一出“和平儿童”的演出。父母们带着摄像机，女人戴着头巾或穿着迷你裙，男人戴着阿拉伯头巾或犹太帽。大家握手、拥抱和微笑，各种问候仪式都有。


　　幕布拉开了，40个孩子演出时，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同步翻译显示在屏幕上。“你们为什么害怕进他们的村子？”一个男孩子用希伯来语问他的父母。“和平比战争更难吗？为什么你不能解决冲突，而只是说，看看所有那些在‘家得宝’国际家居连锁店的快乐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吧？”

　　一个14岁的孩子用阿拉伯语模仿她的父亲和她在餐桌上的争论：“你和这些犹太小孩在一起是浪费时间。他们恨我们，我们恨他们。”

　　然后她扮演自己回答他：“你已经这样说了50多年了。你说不会有和平。好吧，我们想发现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要发现你还没有发现的解决办法。”

　　灯光亮起时，父母看上去有些尴尬、困惑，又很为孩子们骄傲。

　　摘自《以色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