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一位伟大的波兰记者

指路人

他用文学把新闻报道变得更透彻，用敏感笔触和优美的行文，攫住读者的心神。 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真的走了。可惜，这位曾于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波兰记者的丰富著作，一直没有中文译本，致使他不为华人读者认识。一月二十三日，他的心脏手术失败，最后在华沙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他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位文学家，卡普钦斯基用文学把新闻报道变得更透彻，为新闻专业开创了新的路，这不但由于他用敏感的笔触，和其极富文艺气息的行文，强烈攫住了读者的心神，还有他异于西方传媒报道的手法。 例如，他可以在市镇上走上一整天，不与人交谈一句话，他宁愿选择细心去看，去听，去感觉。他说，他要把自己变成一部摄录机，什么都摄录到脑中去，即使谣言，也不放过。因为，谣言也代表了一种集体的投射，只要大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如「事实」般发挥影响力。 他也不爱写笔记，我们亦不会看到他与被访者纠缠于难解的问题上，又或奋笔疾书，记下答案，然后逐字逐句引述被访者的说话。不，他从不会这样做，但他却偏偏能够准确地把新闻事件，又或新闻争议，立体呈现在我们眼前。 卡普钦斯基表示：「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权力的结构如何与大环境互有关联……国家尤如一个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是共通的。」 在非洲，他努力探索该地区一个共通现象：赤裸的贪赃枉法。五七年，他第一次采访非洲，当时非洲各地区军阀割据，为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摩拳擦掌。由族群厮杀的卢旺达至意识形态抗争的埃塞俄比亚，他都描述得有血有肉。我们对非洲或许仅有一贯冷漠的态度，国际传媒也漠不关心，但对于他的名作《太阳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Sun）中的人和事，却不会不动容。 「渔夫把他们的鱼获一股脑儿地抛到台上，路人在观看，记者们呆若木鸡，保持沉默。鱼是肥壮的、巨大的……但，每个人很早以前就知道，阿敏的打手把他们不服从的一群干掉在湖里，任由鳄鱼和食肉鱼疯狂地吃，而记者依然在旁观，保持沉默。」这是他描述强人阿敏统治下的乌干达。 卡普钦斯基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非洲的军阀把民脂民膏榨尽，然后向西方国家提出和平的方案，以获取借贷和资助。他们深明一个道理，把时间花在世界银行上比花在饥饿的人民身上，来得更有价值。卡普钦斯基那与别不同的描述和思考，令他在同行中显得独一无二。 他在一次访问中表示，一篇新闻报道难以呈现整件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努力去写书，而且把他这个旁观者也包括在书内，甚至有一些写来活像伊索寓言。 卡普钦斯基指出一种双重阅读，他说：「在过去，波兰没有娱乐，电视不普遍，波兰人只靠书籍来作消遣，甚至是获取讯息的唯一途径。他们认真阅读，有时同一本书读上好几次。因此，读者量大，而且属于非常专注的一群，他们就是这样了解世界，好像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俄罗斯人是伟大的读者，是用心去阅读那些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与读者间一种最亲密关系，他们视文本为自己的一部分。阅读的艺术，就是阅读文本之外的文本。可是，现在已经失传了，消失了！」 独特的波兰孕育了独特的卡普钦斯基。共产时代他突破所任职的波兰官方通讯社教条，为读者带来生动而贴近真实的报道。他长期在第三世界犯险，把珍贵的新闻故事传回当时仍是封闭的波兰，读者争相阅读，成为家传户晓的记者，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他写了不少畅销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好评如潮。 卡普钦斯基的旅行采访令他声名鹊起，也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指出，他的写作包含三种元素：第一是旅行，不是那种游客式的旅行，而是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具有目的；第二是阅读有关采访题材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散文，还是学术论文；第三是反省，反省来自旅行和阅读。他自称为一位没有国民身份的旅者，在不断的旅行与自省过程中，锻炼出独有的广阔人文视野，对任何一件新闻事件，他都会以最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在冷静和客观中见悲悯之心。 他在七一年采访萨尔瓦多游击队领袖托瑞安诺．哥梅兹被处决的经过，在他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哥梅兹面对观礼台……摄影人员则不住地对他叫喊，希望他能够移往球场的中央……哥梅兹听懂了，他走回球场的中央……可是现在从大礼台望下去，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这样也好，距离使得死亡只有其表面意义，死亡已不再是死亡，而变成一种特殊的景观。」 卡普钦斯基，他的一支笔写出独特感人的新闻题材，又写出了他一生的传奇，他曾见证二十七场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都大难不死。但刚踏入零七年不久，他还未看到自己作品有一本中文译本，中文读者还未来得及认识他，便告别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了！ 来源：《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