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指路人

　10月6日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8位。

　　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8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宝丰，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1944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

　　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199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8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

　　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12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王选(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李振声(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4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

　　新中国教育发展60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290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3%，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 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也谓学术环境)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60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早在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作者: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