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

人到中年

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

北京大学历史系　杨叶春

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定，直接关联苏波边界和波德边界的变动，而且涉及整个东欧历史的重组，战后的波兰虽然赢得民族独立，但并未走出被束缚的阴影。波兰人奋力抗争，在新的领土上重新谱写自己的历史。冷战氛围和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注定战后波兰社会的复杂性。所以，边界的划分折射战后波兰人热诚的向往、现实的无奈和命运的苦难。

一、波兰疆界的历史变迁

波兰地处欧洲的中心，位于德意志和俄罗斯之间。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注定它疆界变迁的频繁。10世纪中期，梅什科大公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间开创波兰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彼雅斯特王朝。奥得河和乌日茨—尼斯河是古老王朝的西部边界。建国伊始，波兰就面临德意志人向东扩张的危险。1235年，勃兰登堡蚕食波兰西部的卢布什地区。1283年，日尔曼骑士团占领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德意志人的扩张威胁着波兰和立陶宛的安全。1385年，两国实现王朝联合，创建波兰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雅盖洛王朝。王朝的东部疆域囊括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一部分俄罗斯。这就是波兰东西“历史边界”的由来。

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沙俄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在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1918年11月，波兰恢复独立。但是，它的东西边界均未确定。尤其是，西部土地仍处于德军的控制之下。因此，波兰的东西边界成为巴黎和会讨论问题的中心之一。

波兰代表在和会上要求将西部的波兹南、上西里西亚、东波莫瑞、瓦尔米亚和马祖尔地区归还波兰。这虽得到法国的支持，但遭到英美的反对。因为两国主张欧洲的势力均衡，反对过分削弱德国。因而凡尔赛和约规定波德的边界：波兹南和东波莫瑞归还波兰，上西里西亚、瓦尔米亚和马祖尔地区由公民投票解决。1920年，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在瓦尔米亚有5个乡、在马祖尔有3个乡划人波兰版图。”[1]1921年10月，国际联盟裁决：“占上西里西亚30％领土和46％人口的东部划归波兰，占上西里西亚70％领土和54％人口的西部划归德国。”[2]波兰西部边界大体确定。它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大国的态度。因而留下浓重的人为的痕迹。波德边界长达1912公里，且犬牙交错，错综复杂，非常不利波兰的国防安全。

相比西部边界，波兰东部边界的划定更为复杂。1919年，苏维埃俄国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波兰国家元首毕苏茨基主张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西方的态度来解决东部的边界。他提出恢复东部的“历史边界”，发动对苏俄的战争。12月8日，西方大国在巴黎和会上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确定波兰东部的临时边界线：北起苏瓦乌基，经比亚威斯托克地区东部，沿布格河南下经布列斯特到涅米罗夫。正节节胜利的波兰拒绝接受。1920年，红军开始反攻，逼近首都华沙。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致电苏俄政府，建议波苏停战，红军从临时边界线后撤50公里。这条边界线从此称为寇松线。但未料到，8月15日，红军在华沙近郊拉杰敏的决战中遭到重创，被迫后撤。波兰重新控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地方。1921年3月18日，苏波签订里加和约，确定沿季斯纳河—多克希齐—斯卢奇河—科列茨—兹勃卢奇一线为波兰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的边界。根据里加和约，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波兰版图，波苏边界从寇松线大大东移。

苏联和德国对建立在他们失败、屈辱上的波兰东西边界一直耿耿于怀。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两国商定：在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的情况下，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将成为苏德利益范围的边界。这条线以德苏外长的名字而命名，称里宾特洛南—莫洛托夫线。9月1日，德国从西部入侵波兰。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28日，苏德签订边界友好条约，共同瓜分波兰。波兰再次在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

二、波兰人对战后东西边界的构画

波兰沦陷后，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1939年12月18日，流亡政府颁布施政纲领：“从敌人占领下解放波兰共和国的领土，是波兰拥有直接、辽阔的出海口和能保证持久安全的国界，是政府的首要任务。”[3]当时，波兰面临的是东西两个敌人：苏联和德国。在东部领土问题上，波兰人不承认苏联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占领，要求战后恢复对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在西部问题上，波兰人存在奥得河为界与奥得—西尼斯河为界的争论。

1942年10月7日，波兰流亡政府的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战后波兰边界的方案》。第一条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把格但斯克、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并入波兰，改变西部边界，使波兰获得直接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4]第四条又指出：“无限制的领土要求（指以西尼斯河为界）有损波兰的国际形象。在英国人的眼中，波兰是贪得无厌的。而且，过多的领土要求，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策划：以西部的获得来交换东部的剥夺。”[5]民族党、流亡政府的成员，提出恢复西部的“历史边界”，即以奥得—西尼斯河为战后的波德边界。因为西部领土的扩展，不仅补偿波兰在战争中巨大的损失，而且，使波德边界从1912公里削减到460公里，有助于波兰的西部安全。同样，1942年12月，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在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把奥得—尼斯河作为波兰的军事保卫线。尽管在西部领土问题上波兰人存在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战后西部的扩展是对战时波兰巨大损失的赔偿和战后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不是后来西方大国所倡导对东部领土损失的赔偿。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这是波兰与苏联的关系由敌人向盟友的转变，它直接影响波苏边界的确定。1941年7月4日，波苏双方进行正式恢复外交的谈判，谈判中争论的焦点是领土问题。波方要求恢复1921年里加和约所规定的波苏边界。苏方主张按民族自决的原则划分波苏边界。但是，双方对废除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取得一致意见。“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签订的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苏德条约业已失效”[6]。波苏边界的划分问题留待战后解决。

波苏边界无法确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6世纪是波兰人最为骄傲的黄金时代，辽阔的东部领土和利沃夫、维尔诺等文化名城是民族自豪的历史见证。这对屡遭蹂躏和瓜分的波兰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毕苏茨基还是西科尔斯基，都不愿丢失东部的领土。西科尔斯基在波苏谈判中声明：“我一旦同意接受一个被削弱的波兰（意指东部领土的丧失），我将永远无法返回我的祖国。”[7]雅盖洛王朝的波兰东部边界是波兰人的骄傲，但在俄国人眼中却是耻辱。当时波兰的强盛是建立在俄罗斯人的软弱之上的。俄罗斯大地屡遭波兰贵族的劫掠，甚至首都莫斯科一度为波兰人所占领。自莫斯科公国以来，俄罗斯人一直奉行向西扩张的传统政策。他们把占领波兰东部的领土视为俄罗斯安全的保证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1939年9月，苏联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历史使命的终结。所以，波兰东部的领土不仅涉及两国的具体利益，而且关系到两国五百年历史积淀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二战激发两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两国政府不愿以领土的妥协来伤害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波苏边界的谈判始终是不欢而散。问题一次次地被搁置。

l943年4月21日，苏联内务部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被德国人公诸于世。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实行公正调查。苏联人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而且以流亡政府与法西斯德国沆瀣一气为借口，宣布断绝同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至此，斯大林认识到同流亡政府在东部领土的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希望已破灭，他转而支持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左派组织。6月9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大会的纲领宣称：“我们东部边界必须是波兰同东部邻国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障碍。”[8]同时，它要求将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格但斯克归还波兰，作为让给苏联东部诸省的补偿。波兰国内的工人党在11月1日颁布的《我们为什么而奋斗》的纲领中也提出：“西部的领土和波罗的海沿岸应归还波兰，德国用武力侵占的并日尔曼化的波兰领土必须归还波兰，在东部应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自由选择的权利。”[9]

虽然，波兰各政党对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定存在分歧，但是，在实质上，东西边界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苏、美、英三大国确定的。

三、波兰东部边界的确定

英美两国对波兰东部边界的立场取决于他们对波苏两国的不同态度。英国人认为，为保卫波兰的安全，它参与了几乎耗尽它所有资源的漫长的对德战争。波兰沦陷后，英国接纳并资助波兰的流亡政府和军队。因此，在国际事务中，英国以波兰的保护人自居。但是，英国一向奉行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它把波兰问题置于苏德关系之中而对待。1943年，苏联红军接连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在东方战线上，苏联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因此，相比波苏边界问题，英国人更重视对德战争中的英苏合作。在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英国承诺重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波兰。但是英国从未承诺波兰的任何具体边界。在波苏的具体边界问题上，他认为苏联西部边界的绝对安全是个决定性因素。因而，他愿看到波兰向西移动[10]。丘吉尔用三根火柴棒向左靠拢的动作，来暗示苏联、波兰、德国领土的向西移动。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公式”。它形象地说明英国政府赞成用德国东部的土地来赔偿波兰东部土地的损失。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认为，维护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苏合作的意义甚于波苏边界问题。他一边抱怨波兰是近五百年来欧洲祸乱的根源，一边坦率地告诉斯大林：“他个人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认为有必要恢复一个波兰国家，也希望看到东部边界向西移，西部边界甚至移到奥得河。”[11]不过，由于罗斯福不愿失去在1944年总统大选中700万美籍波兰人的选票，因此，它不能参与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并且不能公开参加任何有关安排。

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将结束时明确提出：“波兰人想试图收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不合理的。……苏联政府坚持1939年的边界线，认为它是合理和正确的。”[12]毕竟，1939年的边界线是臭名昭著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是苏德瓜分波兰的罪证。因此，斯大林改口要求：“如果把沿涅河左岸一带的东普鲁士北部，包括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划归俄国人，他准备接受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边界。”[13]

虽然德黑兰会议没有明确划定波兰东部边界，但随后的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1944年春夏，苏联红军先后解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7月，红军越过布格河，开始解放波兰。7月22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它在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提出以民族分界线划定波苏边界，以奥得—尼斯河为波德边界。7月26日，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苏联政府签订关于波兰边界的秘密协定。它确认寇松线为波苏边界，奥得—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把什切青和施维诺威斯划入边界的波兰一侧。苏联政府承诺将在国际会议上为实现波兰西部边界而努力。与此同时，波兰流亡政府因东部边界问题而分裂。米克瓦伊契克总理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压力下越来越倾向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他建议流亡政府接受事实，即同意苏联兼并东部领土，波兰版图整个西移，同波兰共产党人共同接管政府。这遭到右翼分子的拒绝。米科瓦伊契克辞职，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1945年初，苏联在波苏边界问题上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它不仅实现既成事实的占有，而且得到美英大国和大部分波兰人的默认。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以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界线。同时，他们提议苏联让出利沃夫和利沃夫油田。斯大林拒绝接受。他说：“这条线（寇松线）不是俄国人而是寇松和克雷孟梭制定的，当时俄国人并没有受到邀请，这条线的划分是违反他们的意志……我们难道是连寇松和克里孟梭都不如的俄国人吗？这样，我们就无法返回莫斯科，无法向人民交待。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保卫俄国的利益上比寇松和克里孟梭还要不可靠。因此，对调整边界线的建议，不能表示同意。”[14]而后，苏联人做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妥协，同意在若干地区做出对波兰有利的五至八公里的逸出。雅尔塔会议上，在没有波兰代表的参与下，苏美英三大国确定了波兰东部的边界。“三国政府首脑认可，波兰的东部疆界应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地区应做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公里到八公里的逸出”[15]。1945年，《波苏疆界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这条边界。

四、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定

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一致认为丧失东部土地的波兰应该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波兰西部以奥得河为界，对斯大林所倡导西部疆界扩展到西尼斯河，则认为根据不足。由于意见的分歧，西部边界问题在会议上被搁置。在三国首脑意见分歧的背后，是他们对战后东欧势力范围安排的思考。

首先，斯大林的倡议是出于维护俄国自身的利益。30年中，苏联人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的蹂躏。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是战后苏联人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波兰是西方进攻苏联的必经之途，德国人的两次入侵都借道波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坦言相陈，“对俄国来说，（波兰）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6]。但是，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波兰人不可能屈膝服从俄国人的利益。苏军解放波兰的事实也无法消除近五百年的历史积怨。惟一能束缚骄傲的波兰人只有奥得—尼斯河国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土地曾经是波兰的领土，但那是非常古老的历史传奇。德国人在那里生活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土地又是在德国战败屈辱的形势下为弱小的波兰收复。利用这一极具争议的领土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波兰人将不得不依靠苏联的力量来抗衡德国的领土要求。可以说，奥得—尼斯河也是苏联人第二条安全线。斯大林不仅支持奥得—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而且还占领东普鲁士的不冻港哥尼斯堡。这样，波苏两国在反对将来德国领土的要求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共同的利益反映斯大林在将来的东欧问题上用苏波合作取代传统的俄普联盟。在欧洲近代史上，沙俄和普鲁士是维持欧洲旧秩序的中流砥柱。1939年，斯大林恢复历史悠久的俄普合作精神，共同瓜分波兰。但1941年德国的突然袭击在他的内心留下不可弥补的创伤，斯大林对战后的苏德合作丧失信心。他利用二战中苏联在东南欧取得的军事优势来实现斯拉夫人大联合。波兰是西斯拉夫人强国，也是斯大林战后主要的合作伙伴。从这一点上讲，斯大林也要维护波兰的西部利益。1945年初，苏联红军解放波兰西部地区后，斯大林把西部地区的管理权转交给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3月，波兰临时政府宣布在西部地区成立5个新省，即马祖尔、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波莫瑞和格但斯克，同时鼓励中、南部的波兰人向西部移民。因而，在波茨坦会议前，波兰首先完成对西部地区既成事实的占有。

英国一向奉行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政策。战后，德国战败，面临肢解。法国一蹶不振。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惟一强国，改变了欧洲的整个局势。1945年 5月11 日，丘吉尔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波兰将完全陷入俄国人手中。俄国人所控制的地区还包括：德国占领区、波罗的海各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一大部分、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这是欧洲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17]而且，东南欧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纷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丘吉尔感受到战后共产主义的威胁。德国是将来反对苏联势力向中欧渗透，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中坚力量。因而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他尽可能阻止苏联的势力西进，阻止波兰获得太多的德国领土。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胜德国后的首要问题是结束对日战争。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最迫切的心愿当然是要说服俄国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同时，美国仍希望维持战时美苏友好合作的关系，能在联合国范围内实现大国之间的永久合作，共同承担战后维持和平的责任。因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是美国所考虑的世界性问题中的次要问题。

英国和苏联的互不信任引发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坚持以奥得河为界，其理由是：第一，对波兰来说，从德国取得如此多的领土对他没有好处。“如果把波兰鹅塞进那么多的德国饲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那将是可悲的”[18]。第二，过多割占德国土地会使德国的经济陷于困难。因为德国东部是德国人赖以为生的产粮区。同时，对负责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是极其沉重的负担。第三，这会使西方大国担负一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严重的道义责任。

斯大林坚决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为界。第一，波兰应当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第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德国人已经逃离，波兰人正前往那里定居。第三，由于苏军不能既进行战斗，又建立行政机构，所以，苏联让波兰政府执行该地区的管理职务。

波兰代表团在会议上陈述其获得西部地区的理由。第一，东部土地的丧失达18万平方公里，而将获得的西部不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此，战后波兰土地仍损失8万平方公里。第二，波兰在战争中遭受空前的浩劫。“600多万人丧失生命，占全国总人口的22％。国民财产损失占国家财产损失总数的35％，工业企业被破坏60％到70％，农业的损失为 35％，首都华沙沦为一片废墟”[19]。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回归，有助于战后波兰经济恢复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奥得—尼斯河是波兰被雅斯特王朝的历史边界。西部地区的收复有历史的根源。第四，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波兰需要以自然边界来划分波德边界。所以，波兰人认为奥得—尼斯河以东土地的回归是理所当然，情所难免的。

波茨坦会议期间恰是英国大选时期。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取代倔强的丘吉尔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出现缓和。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鉴于波兰在苏联的同意下，正管理着这一大片土地，三大国同意由波兰临时管理，以便他们不再就这问题发生争执，但领土的割让留待以后的和会解决。这项建议得到了三国的认可。

1945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商定：“三国政府首脑重申他们的主张，认为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定，应待和平会议解决。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最后划定前，以前德国之东部领土，即自史温曼德以西之波罗的海沿奥得河至尼斯河西段汇流处，再由尼斯河西段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之一部分东普鲁土和以前之但泽自由区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20]

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急剧地改变东欧七百年历史。自古以来，东欧就存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向东征服和移民的浪潮。几个世纪积累的民族征服和扩张造成东欧民族界限犬牙交错的复杂局势，由此产生领土纠纷、民族战争、宗教排斥和文化冲突，从而使东欧成为滋生强者、凌辱弱者的温床。18世纪末，俄、普各自打着“解放被压迫的兄弟”和“保护被欺负的臣民”的旗帜，瓜分波兰。1939年，希特勒以但泽问题为借口，斯大林以“解放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为幌子，联手瓜分波兰。东欧盘根错节的历史渊源和理不清、剪还乱的民族关系是多次战争的根源。苏、美、英三大国提出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换另一种方式说，它也是一笔勾销七百年的历史，德国人回到德国，波兰人居住在波兰，东欧的历史重新返回12世纪前的原状。也许这是民族自决原则下较合理的安排。毕竟脆弱的东欧无法承载如此之重的历史积淀。但是，粗糙、冷漠的理性把历史积累的深厚感情置之度外，承担历史巨变后遗症的是波兰人民和德国人民。在随之而来的冷战氛围中，领土的纠纷再次播下两个民族不和的种子。围绕奥得—尼斯河国界，波兰和西德、苏联和西方各自采取不同的立场，导致波德两国历史的变化。

注释：

[1][2][6][19]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329、402、430－431页。

[3][4][5] Anthony　Kruszewshi，The Oder- Neisse Boundary and Poland's Modernization ,New York,1972，p.209，p.198，p．200．

[7]Arthur Rachwald ,Poland Between the Superpowers，Colo-rado，1983，p．49.

[8]杰万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l990年版，第219页。

[9]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10][11][12][13][14][15][16][18][20]《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80、89、95、141－142、219、141、157、437页。

[17]W．Kulski，Germany and Poland New York，1976，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