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小飞侠

“新欧洲”之旅

　　自2003年《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出版以来，我虽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现状仍很关注，但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这首先是因为，我原本的专长是研究“苏联东欧”的历史，而不是现状，对于“苏东剧变”之前的旧体制，也主要是关心该体制“从何处来”，而不是它“向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主要研究的是，东欧地区（其实主要是俄罗斯）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节外生枝”地“岔”向了奥威尔描述的那种“1984年”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怎么又会“岔”回“主干”去，应当是另一个课题。但是天赐机缘，使我于1990－1992年间在波兰学习访问，恰巧亲身经历了那场“剧变”以及剧变之后的“阵痛”时期，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东欧的体制转轨。

　　现在，绝大多数前“东欧”国家的转轨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以《十年沧桑》一书对这一段的研究做了总结之后，虽然仍然保持着对这片土地现状的关注，但主要兴趣再一次转回到了历史。

　　星移斗转，“十年沧桑”之后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内听闻到的消息，多以“剧变”是如何糟糕为主调。所以，“阵痛”时期的东欧报道自然很多。但在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在这一情况下，“消息人士”则似乎把视线移向他处，不再对东欧感兴趣，于是就有了所谓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

　　直到去冬今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才再次走入国内媒体的视野。那些关于“东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消息，以“东欧沉沦”、“东欧危机”、“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等语句为标题，屡屡见于报端。另外，今年又刚好是东欧转轨二十周年，很多朋友对此很关心，希望我们接着撰写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十年沧桑”。

　　恰好在7月，我们有机会去德国、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其中波、捷、匈、斯四国都是转轨国家，就德国而言，我们拜访的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也都在前东德的地盘上。所以，除了在奥地利的一天外，我们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次“新欧洲”之旅。虽然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二十年之后，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期间的世道民情与社会风貌。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这些国家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因为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东欧”，本来只指俄罗斯，我们此行拜访的各国传统上都被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地方也都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两大“中欧强国”的版图。将这些国家归入“东欧”，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地理观念。如今波、捷、匈、斯等国均自称“中欧国家”，以区别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诸国等“巴尔干国家”以及前苏联范围内的“独联体国家”。不过，“中欧国家”这个概念与转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其中的奥地利、瑞士、前西德等都没有转轨问题），而新加入欧盟的这几个转轨国家现在又以“新欧洲”自居，以区别于非转轨国家的“老欧洲”和尚未加入欧盟的其他转轨国家。

　　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对“新”、“老”欧洲的分法颇为反感，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说法，“他们不愿看到一个一致对外的完整欧洲”。尽管如此，我们拜访的这些国家的媒体上确实常有“新欧洲”的说法，而这些媒体未必亲美。一般认为，“考试”合格加入欧盟就意味着“转轨”大功告成，所以“新欧洲”国家主要是作为“转轨完成国家”区别于“转轨中国家”的，而不是区别于“老欧洲”国家的。鉴于这几个欧盟新成员国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于塞尔维亚这样的“转轨中国家”，我们的观感或许不能涵盖后者，所以将此行称为“东欧之旅”、“中欧之旅”、“转轨国家之旅”，确实都不如“新欧洲之旅”合适。

　　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1990－1992年我在波兰做访问学者时，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这些中欧国家，但后来多次去俄罗斯各地，而没有机缘重返中欧。所以行前我心里多少有点悬念，不知将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欧：是像剧变之初那样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中欧？还是在“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的中欧？

　　我们最先进入的是前东德，除了一些苏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旧体制的痕迹外，这里的就业、社会福利、移民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和原先的西德一样，融入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过去的东德因为与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显著，由于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地带，故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期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说，“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但是，德国东部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民众心理落差最大、牢骚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生活与过去相比，而是与西部的同胞相比，这与其他转轨国家民众对于更为富裕的“外国”的感受是不同的。

　　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在“东欧”算是高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我们这次在柏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但这样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东德地区大批“低效率”的工厂关闭后，代之而起的第三产业与旅游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虽然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西部资本到东部投资，以实现东部制造业在更新换代基础上的复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来，西部资本在东部投资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大多是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并不多。

　　为什么呢？说来有些讽刺：恰恰是由于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拉平”和收入的接近，从而使得西部的资本在东部得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更不可能开设“血汗工厂”，以产品回销西部。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西欧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国劳工，而东部的专业人才又前往西部就业，所以西部的制造业企业宁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尔干诸国的蓝领和来自东部的白领，或者到比东部更贫穷的转轨国家投资，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也不愿去东部投资设厂，“剥削”那里的同胞。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东德地区的产量。

　　对于西部企业而言，德国统一带给它们的真正机会就是全国市场的扩大，使它们可以瞄准东部人鼓起来的钱包（虽然未必有西部人那么鼓），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举动自然在两边都引起了抱怨。东部人怪西部人：“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的竞争搞垮了，你们又不来投资而只是倾销商品，搞得我们没了工作”；西部人觉得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们的收入与福利，使你们买得起我们的高档商品，以至于西部经济因此而减速，对此你们不感谢，反倒抱怨。说什么我们‘倾销’，你们自己不愿买‘卫星牌’，难道也要怪我们？”

　　“剧变后进入了共产主义”？

　　抱怨归抱怨，如今德国东部的面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在柏林下榻于泰尔托运河之畔，这里在剧变前本是东柏林南郊著名的工业区，而现在完全是一片绿化带中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昔日的烟囱与厂房都无影无踪了。柏林以南的各城市也在大兴土木，火柴盒式楼群构成的苏式市区很多又变成了“修旧如旧”的“古城

　　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是前东德第三大城市，在古代原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所在地。萨克森在古代曾是德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而后来靠“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相对于萨克森而言，不啻是落后的“蛮族”，当年德累斯顿的古城要比普鲁士占据的柏林华丽、典雅得多，可惜却在二战末期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完全被夷为平地。冷战时期，前东德领导人醉心于工业，不喜欢“旧社会”的那一套，位于东德版图内的德累斯顿因而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中心。所以我最初没有将德累斯顿列入考察日程，后来列入，也只是想看看那里的“国企转制”的情况，以及这个“民主带头羊”（该城是1989年东德首先爆发民主示威、地方领导层首先转向表示支持民主的城市）二十年后的政治生态。听说要游览景点，我还想这个东德的“铁西区”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发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吧。

　　没想到车一开进城我就吃了一惊：没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厂”，更没看到街头民主的遗风，看到的却是活脱脱一整座当年的萨克森王城。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阿尔伯特殿、森佩歌剧院、塔什贝格宫、宫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风，以黝黑的大石为材质，似乎饱经风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其实除了森佩歌剧院复建于剧变之前，其余多是剧变后这20年间复建的。圣母大教堂甚至是前不久刚刚启用。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德累斯顿如今已经以旅游、金融服务等为主业，有人说，这个当年被盛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城市，如今比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本身还显得古雅。

　　对于这样的变化，人们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怀念当年工厂林立的人很失落，据说由于制造业的衰落，德累斯顿的失业率最高时达到30%，属全德之最。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福利制度下的“自愿选择性失业”：一方面许多前东德人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打工者充斥于蓝领工作岗位中。但与西边同胞“个人奋斗成功者”的自豪相比，许多“吃福利”的东德人仍然感到不是滋味。要知道剧变前他们的收入与购买力虽然远不如现在，但在“东方”各国中却是首屈一指、令人称羡的。东部地区的大型工厂虽然剧变后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剧变前却代表了整个意识形态阵营的最高水平，那些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赢得了东方“同志们”的多少赞叹！当年，西边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不能企望，但其他“东方”国家的羡慕使他们自视甚高。然而，柏林墙一倒，情况大变：西边“同胞”取代东边“同志”，变成了主要的比较对象，“比下有余”顿时变成了“比上不足”。福利再高，也有一种接受“施舍”的自卑感，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不如以前，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比较了13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他发现，通常是1990年最高，此后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在前东德地区，1990年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为6.59（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2005年则下降为6.32。这个调查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仅从这一点，能不能判定2005年的东德不如1990年呢？前东德人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我想大概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在统一之后，许多前东德人并没有感到自己进入了西部那样的“资本主义”。一位东部的工程师自嘲说：“过去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说这话的当然只有东部人。因为只有他们会以“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来区别“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西部尽管也有这样两个词，但“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而“共产主义”就是指“共产党人”（communist）的主张。不少德国西部人也把他们的民主福利国家（或曰“社会市场经济”）认作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共产主义”只是过去东德搞的那一套，他们是不会把两者相混淆的。

　　怎样“转轨”会更好？

　　但是在许多前东德人看来，虽然这西德式的“共产主义”似乎确实比东德式的“社会主义”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对此深表遗憾。不过他们遗憾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去呢？还是不满于如今的“共产主义”而希望更深地融入“资本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

　　前东德现在并没有经历制造业的复兴，工业就业率也不高，转轨的这两个结果影响了东部人的情绪，其实如果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转轨，这两个结果未必是不可避免的。比较另一些转轨国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暴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其实如果这样做，不要说东德的“社会主义”完了，西德的“共产主义”也要玩完。你西德人不是要什么高福利、强势工会吗？资本都跑到东边去了，看你工人还和谁讨价还价？廉价商品从东边再冲击过来，你要不蔫了工会、黄了福利，怎么跟东边的血汗工厂竞争？

　　所以东边不搞市场经济则已，如果搞了，但又没有民主化，那在统一市场上就难免“劣币驱逐良币”，野蛮市场经济压垮“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福利国家”，都是不难想象的事！

　　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维度。1990年整个东欧沉浸在政治浪漫主义的狂想中，对转轨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只要改换了社会体制，生活便会一帆风顺。那个时候人们的满意度高，是因为和旧体制时期相比。到了2005年，“剧变”早已成为“过去时”，而比较的参照系变成了德国西部，满意度下降实属情理之中。

　　生活满意度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剧变时已过而立之年、已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对于转轨的满意度很低，所以前东德的六个州也是由前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改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大本营。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党约有五六万党员，主要反映的是东部一些已经消失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和老人的声音，而年轻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则与老年人截然相反。从这样的状况中能否截取出“东欧人民今不如昔，怀念远去时光”的结论，实在大成问题。

　　事实上，甚至如今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能够反映东部弱势群体的呼声，也是剧变之后的事情。剧变以前的东德执政党，权大气粗，内有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外有几十万苏联驻德军队撑腰，号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其实哪里把工人真当一回事？今天从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西望，与东边“菩提树下大道”相对的是前西柏林的“6月17日大道”，这条西柏林最宽广笔直的大道的名字，就是纪念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潮的。当时东德大批工人示威，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缘由。如果这个党真的是靠工人的选票上台，它怎么敢这样对待工人？

　　“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如今，民主社会主义党确确实实是靠弱势群体的选票生存了。二十年来他们兢兢业业，为自己的选民谋利益，在民主政治中站住了脚跟。他们的根基仍在前东德地区，尽管在这“东部六州”总体上他们的支持者也是少数，但在一些市镇，他们已经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一些东部州，他们也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左派力量合作而崭露头角。而在剧变之初，由于其背负着历史包袱，其他“民主左派”曾经很长时间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划清界限。德国主要的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至今也没有在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的问题上松口。但是在东部各州，面对右派强大的势力，当地的社会民主党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与形象大有改善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以扩大左派的政治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德国首都柏林市，现任的市长是社会民主党人，副市长是民主社会主义党人，可以说是个左派市政府了。当然，这种情况在“新欧洲”并不罕见，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轮替在这里已经成为常态。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剧变后的二十年间，“前共产党人”或由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主持中央政府，均有好几次先例了。比起他们，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成就算是小的。

　　在当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无疑是对现行转轨方式最不满的政治派别。但是他们也并不主张回到过去，其实柏林墙就是在他们还在台上时被推倒的，昂纳克等“斯大林主义者”也是被他们开除的。他们已经告别了极权主义，但并没有告别马克思主义。而对本文前面讲到的“另一种转轨方式”，他们会更有好感吗？最近我们的一位左派朋友曾到柏林访问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家，据他说，本是想向这“兄弟党”传授经验的，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的一些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你们的一些政策工人能同意吗？……这位朋友于是感叹说，真没想到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还如此教条而不知变通！

　　但我却想，当年的东德执政党又何尝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行事呢？而在今天的德国，为了独揽大权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势力还能存在吗？今天这些左派人士凭着那些“落伍”的理念能否赢得选举并掌权，固然难说，但起码他们的真诚能赢得一部分选民。如果他们毫无原则，还有谁会把选票投给他们？从另一方面讲，在今天的德国，用不着看谁的脸色讲假话，只要是自己真信，又不强迫别人，“教条”一点又何妨？

　　来到前东德地区，我的一个发现是，这里在“剧变”后，并没有像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那样，发生大量更改地名的事。除了萨克森州的“卡尔·马克思城”恢复了开姆尼茨的传统城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发祥地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维滕贝格前面加了个“路德城（路德施塔特）”的前缀（现在该城正式名称为路德施塔特－维滕贝格）之外，其他前东德时期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都没有改。我们下榻的勃兰登堡州小镇克伦马克瑙就有一条卡尔·马克思大街，我们住的酒店门前是托马斯·闵采尔大街（闵采尔是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农民战争领袖，是一位受前东德意识形态推崇而与西部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契合的人物），但是剧变之后这些街名都没有变。进入柏林东部，保留下来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卡尔·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卢森堡大街、蔡特金大街等，如今都保持原名。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耸立，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甚至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也仍然镶嵌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视着来往楼内的莘莘学子。当然，这些左派名人都是德国人，外国人就未必受到这样的待遇了。东德曾经有一个“斯大林城”（斯大林施塔特），现在叫做艾森许滕施塔特，不过那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改了名，不是剧变后改的。如今，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也没有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了，倒是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巴黎，现在还有一个斯大林格勒广场。

　　我们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些地名，大概又会惊呼起来，引为前东德人民“怀念过去”的证据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平常心吧。曾经的极权体制下，左派上台就要消除右派痕迹，右派上台就要消除左派痕迹，这都是不知哪个年月的老黄历了。今天的东柏林当然仍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新欧洲”各国也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有朝一日也会通过选举“重新”上台执政，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像在1953年6月17日那样对工人搞“专政”了。——这就是我在从“马克思大街”走到“6月17日大街”时的感想。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