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罗马尼亚情结

小飞侠

1984年2月，罗明夫妇参加作者丁永宁（右一）的告别晚宴     五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我对罗马尼亚的怀恋，却日久弥深。     1950年仲夏，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在西伯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奔驰。列车里活跃着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集体-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他们在前往布拉格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主要省市的大学和青年学生组织。其中有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北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学谦。我是上海的学生代表，当时担任震旦大学学生会主席。     在列车上，还有来自抗击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越南学生代表团。越南大学生普遍通晓法语。我作为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也能讲法语。漫漫十天的旅途中，我成为中越两个学生代表团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     1954年10月11日，毛主席和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博士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游行，丁永宁（中）做翻译。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用法语同越南同学的交谈引起同车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王幼平的注意。王幼平原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弃戎从政，投身外交工作行列。当时，他正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同我国建交最早的一个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就任大使职务。在列车即将抵达莫斯科时，他把我叫到他的车厢，认真地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得知我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解放后又在三野九兵团27军参加过为军医疗服务队，（一批战士因当时准备解放台湾，学习游泳，在河水中感染了血吸虫病），并荣获一等功，这位年近四十、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新大使当即，表示："我国刚解放，外交是一条新战线，外语干部严重不足。罗马尼亚通用法语，听说罗语同法语很接近。你会法语，人很聪敏、活跃，就干脆改行搞外交吧！"     1950年8月23日，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国内来电指示，让我不要回国，直接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就这样，我怀着极大的工作激情和对国外生活的向往，拎着一个里面只放了几件夏装的小皮箱，从布拉格乘火车前往布加勒斯特，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干部中的年轻一员。这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王幼平大使认真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哪个国家工作，就一定要尽快掌握哪个国家的语言，以体现对驻在国的尊重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工作开展。     根据使馆领导的安排，我和另外三位年轻干部一边工作，一边投入紧张的罗语学习。老师是罗外交部专门选派到我使馆帮助工作的一位女干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的女老师，除母语外，还通晓俄语和法语。我学习热情特别高，学习环境也特别好。在我使馆工作的还有七八位罗马尼亚人-秘书、司机、清洁工、洗衣工、保姆、园丁等等。 工作之余，我喜欢和他们聊天，把他们也当成罗语老师。在掌握罗语的基本文法后，我的课本就是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机关报《火花报》。我每天都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翻译出来，既达到学习的目的，又给使馆领导提供新闻。在第一批驻中东欧国家的外交干部中，我是掌握驻在国语言最快的一个，受到我外交部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

1955年8月23日，刘少奇同志会见时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Gotuvtanu，右一为翻译丁永宁     我学习罗语还不到半年，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罗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应邀参加。大使决定，在电影放映前先用罗语对剧情做个简介。简介的稿子是我们的老师翻译的，让我用罗语朗读。接受这个任务时，我既高兴又紧张，花了很多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招待会结束，在座的罗马尼亚同志对我准确的罗语发音和流畅的朗读都感到很惊讶。乔治乌·德治显得分外高兴，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你的罗语发音就像一个罗马尼亚人。"听到鼓励，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激动。     我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编写驻在国的动态和基本情况调研。同时，我还有一任务，就是给大使和使馆其他领导最初是当法语翻译，随后就转为罗语翻译。使馆其他同志，如夫人搞社交、去医院看病、上街买东西等等，需要罗语翻译时，我也乐意帮助。我的罗语完全是在实践中学出来的。     我在使馆工作了三年，于1953年秋奉调回国。回到外交部，我在苏欧司上班，主管罗马尼亚事务，同时为外交部领导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当罗语翻译，有时也当法语翻译。当时，中罗建交后，两国关系密切，人员来往频繁，我也特别忙活。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国欢腾。在前来祝贺的外国代表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自罗马尼亚，他就是毛主席的特邀贵宾-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博士。这位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原是家产万贯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他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拥护者。他备受罗马尼亚人民的尊敬，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访华期间，他受毛主席委托，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广泛接触了我国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现身说法，以国际主义精神为我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的思想发动工作做出了贡献。格罗查博士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演讲生动、风趣，有时又很幽默。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他说："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革命。我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我也研究了卡尔·马克思。我的结论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任何枪炮、炸弹都阻止不了这个进程。按照这个结论，我端正了步伐，走上了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新的道路。"与会的人聚精会神地听，并不断报以热烈掌声。我给他当翻译，感到是一种很愉快的精神享受和难得的学习机会。这成为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     格罗查博士回国后，把访华观感写成一本书《在六亿人民的国度》。在这本书里，他高度评价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在这本书的最后，格罗查博士也提到了我。他这样写道："小丁，或者依我给她取的罗文名字丁姑查，几乎一直陪伴着我们。她的任务很重，因为她是我们的主要翻译。从和新中国领导人会晤到各种会见会和座谈会，都由她任翻译。可以说，她是我遇到的翻译中最可爱的一位。活泼的天性和敏慧的天资帮助她卓越地完成了任务。"

1956年夏，周恩来观看罗马尼亚歌舞团演出，右一为丁永宁     在外交部工作三年多一点，我迎来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吴冷西等新华社领导时指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接着，新华社制订了建设现代化世界通讯社的规划，决定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机关选调一批条件适合的干部到新华社工作。1956年12月，我怀着对新闻工作的浓厚兴趣从外交战线转到国际新闻战线。战线变了，但同罗马尼亚的联系却没有变。     1975年至1980年和1982年至1984年，我曾两度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罗马尼亚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当时整个苏联东欧地区同中国始终保持十分友好关系的国家。这对我们分社的工作非常有利。分社的采访要求基本上都能得到满足。除完成日常动态报道外，我和我的同事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专题调研，撰写了一批深受国内欢迎的稿件。《罗马尼亚是怎样培养、选拔和考核干部？》一文被中央和地方报纸广泛采用。《罗马尼亚的科研合同制及其结算》一稿介绍了罗科研同生产相结合以及科研单位财务自理的做法，引起国内科研部门的注意。时任政府总理的赵紫阳批示"罗的作法值得参考"。七十年代后期，国内开始建立农贸市场试点。我们采写了罗马尼亚多年来农贸市场集国营、集体、私人为一体的做法和经验。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访罗时对我说，这篇稿件对他很有启发，让我又详细地向他介绍。随后，他本人又在罗马尼亚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沈阳市后来参照罗的作法办起了农贸市场，全国还在那里开了个现场会议。     我们采写的稿件《它使罗青少年如醉似狂》，介绍了罗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业余文艺团体火焰社。这对我国如何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是一个启发。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稿件上批示："此件请文化部党组研究一下并决定印发到什么范围，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1984年回国后，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约我又写一篇有关火焰社的稿件。稿件写完后，我请原新华社社长、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提意见。他在稿件上批示："写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你考虑，如果要在中国开展这类活动，有什么问题，需要哪些条件，希望你提出建议。"根据朱穆之同志的批示，我想搞个试点，于是走访了北京大学的团委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火焰社的具体做法，并带去了现场演出的照片和录相带。他们很感兴趣，决定在"五四"青年节参照火焰社的做法，组织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唱会。我被他们聘为顾问。演出那天，北大全校半数以上学生（7千人）自发来到五·四广场观看，情绪高昂， 秩序井然，演出效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北大团委在演出后的总结中说："象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开得如此热烈感人、如此振奋精神，是北大多年来不曾见过的。它既具有比一般文艺演出更具强烈鲜明的催人奋进的作用，又有比一般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具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大学生们在喝彩鼓掌之际，内心深处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之情自然随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歌曲而飞扬，感情得到了升华．．．．．．团委一致认为，这样的活动今后应该多搞，并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演出队伍。"

通过在北大的试点，我给朱穆之同志写了以下汇报：     "北大团委五月四日晚参照罗《火焰社》组织了一次演出，效果很好… 北大的这次尝试表明：     一、 火焰社这种文艺宣传形式也是我国青年群众能够接受和喜爱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动听的乐曲相结合，同样能打动当前我国青年的心，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我的中国心》、《我的祖国》、《龙的传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演出中收到了极大的欢迎。     二、 在青年中，能谈会唱、能问善舞的各种业余文艺人才济济。据北大团委同志说，在北大学生中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因此，组织类似火焰社的业余文艺演出队是完全可能的。     三、 在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举行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演出活动，只需可以有保证。那晚，海淀区出动了大批民警，担心出事。事实表明，担心是多余的，群众聚精会神看演出，没有一个捣乱的，连校领导也感到意外。     北大的这次演出，从节目内容、音响设备到节目主持人的水平，同罗《火焰社》相比，当然仍有很大差距。     根据你的指示，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先从学校搞起，以北大为试点。丁石孙等北大校领导十分支持这个常识，把它看做对青年一代如何有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探索。     二、 为了扶植这个新生事物，文化部、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应给与支持，使它逐步完善并茁长成长。他们急需一名音乐创作兼会其他的多面手人才。按说 ，从专业文艺团体中可以找到。希望文化部能予支持和推动。北大校领导表示可采取存赏聘用的办法。     三、 演出范围逐步扩大，先在北大等校演出，得条件成熟后可走向其他大中学校，然后 再走向社会。     演出可收费，逐步做好经费自理并有盈余。"     我和我的同事共同采写的另一些稿件，如《罗加速住房建设的措施》、《罗发展旅游业的做法》、《同西方国家搞合营企业是可取的办法-罗的做法和经验》，也曾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     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广交、深交朋友，这是记者掌握信息、动向和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条件。在罗的外国记者中，我被认为是最活跃的一个，也是认识的罗领导人最多的一个。     1984年1月，罗马尼亚正是银装素裹的严冬季节。在结束第三次在罗马尼亚工作，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的前夕，我决定和我的同事郑坚（不幸他已去世多年）一起驱车去罗西部地区，看望罗马尼亚已故著名政治家格罗查博士的夫人。格罗查博士的女儿、时任罗外交部副部长的米亚·格罗查是我的老朋友，她为此做了周到的安排。     90岁高龄的老夫人一直居住在幽静小城德瓦市格罗查博士的故居。故居是一幢古老而雅致的小洋楼。我们一踏进大门，格罗查博士的儿子、正在国内休假的罗马尼亚驻奥地利大使奥克塔维安就迎上前来，同我们热情握手拥抱。等候在大厅里的老夫人看到我们，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同我亲切交谈，询问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祖国的情况。     吃了一顿地道的罗马尼亚风味的丰盛午餐之后，奥克塔维安陪伴我们参观故居。在格罗查博士的书房里，陈列着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和铁托、米高扬、丘吉尔等当代著名政治家合影的照片。其中一幅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格罗查博士195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检阅国庆阅兵游行的合影。作为翻译的我，正好站在他们两位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我外交部出版了《新中国外交50年》大型画册，也刊登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格罗查博士给我起的名字"丁姑查"，是罗马尼亚名字"丁卡"的爱称。我在罗工作前后10年，罗马尼亚朋友，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凡熟悉我的人，见面都以"丁姑查"相称。在罗工作的不少和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同志，后来也改叫我"丁姑查"。可以说，这个名字也成了中罗友谊的一个小小的象征。     1984年2月回国后，我和郑坚同志合作，将新华社历任驻罗记者和几位短期访罗同志所写的有关罗马尼亚的通讯选编成册， 定名为《今日罗马尼亚》，由新华出版社于同年6月出版。当时的罗共中央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罗中友协会长扬·波·普楚里和中国前驻罗大使、中罗友协副会长陈叔亮分别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普楚里在序言中说："在加强罗中牢固友好关系方面，我们两党对新闻界赋予了重要作用。他们是促进相互了解，介绍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桥梁。"陈叔亮在序言中说："罗马尼亚的现实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本小册子像一本集锦的速写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然只是这一丰富多彩生活的一些画面，但它们却从各个侧面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了这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概貌。这本选集的出版有着双重意义：它是对庆祝兄弟的罗马尼亚解放四十周年的献礼，同时，在我国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今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读者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的。"     今年中罗建交60周年。正当我思考要做些什么为此而献礼的时候，我的罗马尼亚老朋友罗明（Romulus Budura） 和安娜·布杜拉（Ana Budura）提出建议，希望我把和罗马尼亚结缘的故事写出来。我和Budura夫妇相识近60年，可以说是终生难忘的挚友。他们的中文名字是罗明和萨安娜。1950年，他们是作为罗马尼亚第一批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他俩的学习成绩均属优秀，是当年来华学习汉语的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毕业之后，他们长期在中国工作，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出色的外交家、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为中罗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后人接了他们的班，继续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     罗明夫妇通过学习汉语结缘中国。我则是通过学习罗语与罗马尼亚结缘。语言的魅力固然是巨大的，而在语言的背后则是魅力更为巨大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每念及此，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激动。 （作者为新华社记者丁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