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火车晚点二十分钟到克拉科夫。当地作协主席一个人在车站迎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四人——马瑞芳、东西、杨胜利和我。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下榻之处——位于城市西面的阿尔卑斯(Orbis)宾馆。我住在532号房间。这是一家四星级宾馆。从窗口望去,对面是一家剧院,西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呈倒三角形铺展开去,三角形的顶端正好在宾馆门前的马路对面,三角形的底端连接着西面两座小山包。
这是那块三角形绿地。
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四人——马瑞芳、东西、杨胜利和我,与
克拉科夫的作家朋友合影。
下午,托马斯先生陪同浏览市容时首先向我们介绍了这块草地,他说早年在这块草地上可以看到有人放牛。我对于这座城市的认识,就是从这块草地开始的。显然,城市绿地保护得很好,虽说是12月初了,天气有点冷,人们穿着冬装,但草地碧绿如洗,令人爽心悦目。如果不是草地周边高大的乔木树叶落尽,如果不是人们的衣着会泄露季节的信息,乍一看去,恍若在春季里徜徉。托马斯带着我们从这里向城里走去。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便看到一组青铜雕像,四个士兵手持步枪前进。托马斯介绍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士兵在冲锋。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被奥匈帝国、普鲁士和沙俄瓜分,有150年亡国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波兰民族英雄比索特斯基带领波兰人民获得独立,重建波兰国家。在沙俄时期,甚至不准人们使用“波兰”这个词汇。这就是历史。
这位便是托马斯。
克拉科夫市的一组青铜雕像。
其实,克拉科夫是托马斯的城市。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溢于言表。他带领我们徒步穿行在布满有轨电车轨道的街区,如数家珍般向我们介绍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文掌故。
托马斯带着我们走上高耸于一座圆丘之上的昔日王宫——它以巍峨之势俯瞰着全城。克拉科夫曾经一度是波兰首都。王宫教堂里存放着历代帝王的棺椁。游客和信徒们在这肃穆的教堂里轻轻走动,瞻仰那些镀金棺椁,十分安静。历史有时就这样神秘,每当逝者被活者追忆时,方显得逝者的伟大。
托马斯看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徒,当离开王宫教堂时,在门内的圣水坛蘸了圣水点在自己额头上,迅速在胸前划了一个小十字。
暗红的夕阳正透过云层照在王宫庭院。旁边是一座神学院和修道院。王宫后面便是一条河流。托马斯不无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这就是维斯瓦河,是波兰人民的母亲河。托马斯说,就像中国的扬子江,是波兰的长江。显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心中的河流。
在托马斯背后,晚霞照映下的河流,便是维斯瓦河。
维斯瓦河发源于波兰南部山区,向北蜿蜒而去,流经华沙,在北边汇入波罗的海。此刻,维斯瓦河静静地流淌,默守着发生在它两岸的诸多秘密。一群归鸦掠过维斯瓦河上空,向城市飞近。我们顺着圆丘下坡公路走来,迎面遇见牵着一只德国黑贝的娇小女士,正被那只公羊般硕大的纯种狼犬拽向坡顶。狼犬吐着火焰般长舌,用尽浑身的力气颇有点夸张地喘着粗气向坡顶攀去,项圈上的皮绳都被它绷紧了。一对情侣在那边正相拥着依偎在一棵树下。
走下王宫圆丘,便是一条十字路口。在路北一堵白墙前立着一桩孤零零的深褐色十字架。我问托马斯,十字架怎么会孤立于街头。他说,这就是卡廷惨案纪念碑。那个世人皆知的历史惨幕的一页,就在这里赫然展现在眼前。而离克拉科夫以西50余公里的地方,便是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明天我们将去那里凭悼亡灵。
晚餐会上的托马斯。
左边是托马斯夫人达努塔·佩雷·贝利斯卡(Danuta Perier Berska);
右边是杨胜利大姐。
托马斯夫人达努塔·佩雷·贝利斯卡(Danuta Perier Berska)是一位诗人。他为他的诗人夫人骄傲。甚至为我们当街朗诵了一段他夫人的诗句,只可惜我们的翻译跟不上他用波兰语朗诵的韵律。但是,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享受了一种语言羽化为诗句的抑扬顿挫的音韵。在一个街角,有一个卖面包的小摊儿,托马斯慷慨地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面包圈。托马斯说,奥布瓦占面包圈是这座城市的特产。来到克拉科夫,不能不品尝奥布瓦占面包圈。于是,他示范地当街大嚼起来。我也跟着吃了起来。面包很香,带着夏日麦田的芬芳。也很筋道。显然是一位十分老道敬业的面包师,充分揉制过面团,所以才会有这样特殊的口感。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在这个季节这里的天黑得特别早,当地时间三点半太阳就沉落了,夜幕早早开始降临。我们一边嚼着面包圈,一边浏览一个被暮色包容的陌生城市,十分惬意。我对随同的几位作家打趣道,我们啃着奥布瓦占面包,跟着托马斯漫步在克拉科夫黄昏的街头别有风情,这是充满诗意的面包。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托马斯也笑了。瞧,诗意的感觉是不需要翻译的。
天边的一丝暗红尚未褪去,星星已经开始闪烁。托马斯带着我们游览柯修福·玛丽亚教堂前的中心广场,这是古城繁华地段,人群熙熙攘攘。广场那边有古老的集市。托马斯说,这个集市永远云集了各路客商。托马斯看了看表说,我们在这里稍等片刻,便可以听到教堂钟楼上传来短促的号声。他说,那是中世纪蒙古军队乘着暮色攻到这里,教堂钟楼上的号手发现了他们,便吹响了号角。但是,号手被蒙古军队一箭封喉,那号声短促,戛然而止。自从蒙古军队退去以后,每当暮色临近,教堂钟楼上便要响起短促的号声,以志纪念那位吹响号角的号手。果然,在暮色中从教堂钟楼上传来短促的号声。人们都在驻足侧耳倾听。在暮色中倾听号声,已然成了这里的人们一个埋于心底的约定。
在我的背后,暮色中的那座教堂顶上,每天这个时辰都要响起短促的号角。
号声终结了。托马斯说,我们去参观雅盖沃大学,就是哥白尼的大学。克拉科夫中世纪时就是波兰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有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哥白尼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的著名的“日心说”就是在这座城市的这所大学完成的。但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真理一度被教廷“封杀”。他的支持者布鲁诺在他之后为了捍卫真理献出了生命,被教廷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真理的代价往往是要用生命来换取的。看来真理在发现之初,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直到被大众接受其真理性后,才会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克拉科夫后来一度成为欧洲天文学中心。直到17世纪中叶,哥白尼的《论天体运行》才被允许得以出版。雅盖沃大学与克拉科夫这座城市,给波兰文化留下一句至理名言:“智慧高于力量。”遗憾的是,这个哥白尼曾经修学过的故园,此刻已经关门。但我们也算迈上了产生过真理的门槛,接近于真理的本缘,真是不虚此行。
托马斯把我们重新引回柯修福·玛丽亚教堂。信徒们在这里已经开始晚祷。教堂里透着一种肃穆。托马斯低声介绍,柯修福·玛丽亚教堂的维特·斯特沃什祭坛是欧洲同类教堂中最大的,建于1477——1489年,由当时的克拉科夫市民集资兴建。祭坛长11米,宽13米,雕刻的人物高2.7米。曾被纳粹运回德国,二战结束后才被找回来。在那时,我们也曾经历着日寇铁蹄的蹂躏。无论是在地球的东端还是西端,民族的苦难显然是相同的。
在走出大教堂时,托马斯又一次蘸上圣水抹在自己的额头,迅速在胸前划着十字。
大教堂前的广场上,立有密茨凯维支雕像。这位波兰诗人,正在夜幕下沉思,或许在觅回逝去的诗的灵感。
佛罗日亚尼斯卡塔,实际上是历史上波兰王宫的入口,现在是一条繁华的市区丁字路口,往北一点,连接着博物馆,在院墙下看到正在收摊的艺术家摘取墙上的画作。托马斯说,当年有人提议把这座塔拆除算了,于是引来非议。有人就说,这座塔在这里正好挡住了风口,如果把它拆除,风就会肆虐,万一风把你们从大教堂礼拜出来的妻女们的裙裾撩起怎么办?于是,人们放弃了拆除它的念想。虽然倒塌过几次,但历经修复迄今屹立于此。
走出佛罗日亚尼斯卡塔,是古代王宫入口城堡,城堡已被一片城市林地包围。在城堡对面的马路上,北面是美术学院,南面是一家银行。应当说精神和物质的财富都集中于此了。在美术学院楼下一个墙角处,一架缺了后轮的自行车被锁在那里。托马斯问我,中国的自行车还是那样多吗?我告诉他,中国的自行车依然很多,但是中国也已经步入了汽车社会,北京就有300万辆汽车。他禁不住摇了摇头。
我们走进了那座博物馆。这里有中世纪蒙古军队留下的弓箭,也有不同时期的文物。更多的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古典油画。在欧洲博物馆看中世纪油画,常常取自《圣经》的宗教题材居多。在一幅画前,托马斯驻足向我们介绍,这幅画表现的是末日审判画面,上面是天堂,中间是末日审判台,下面是地狱。我不无玩笑地说,托马斯,你是一个好人,你一定会升入天堂的。他忽然严肃起来,说,我不喜欢有的人被打入地狱,有的人升入天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入天堂,如果不是这样,我宁肯不信什么宗教!看着他的神情,我确信这是他发自肺腑之言。
晚餐我们是在一家百年老店吃的。托马斯说,这是历史上流浪艺人的聚所。那边有小型舞台。那些流浪艺人曾在这里演出,为的是对餐厅老板的答谢——他们常常付不起餐费。墙上挂着一些画作,也是那些艺术家用来报答餐厅老板的。有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绅士,浅灰色的西服,鲜艳的领带,却从领口掏出仅有的一只硕大乳房,正在喂怀抱的一个裸体婴儿,而在一旁,还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幼儿,一丝不挂,显然他也饥肠辘辘,正渴望绅士那只硕大乳房的滋养……
画像:用他鼓胀的单乳,喂养饥饿儿童的绅士。
我们一边品着牛排,一边欣赏着餐厅里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艺术品。无意间我看了看手机,信号显示为IDEA。
此时,马瑞芳和杨胜利二位大姐与坐在对面餐桌上用餐的一位老妇和她的女儿们用各自的语言沟通上了。在善良的人们之间,善就像一座桥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可以让他们会意,引导他们迅即走向彼此的心灵世界。这不,她们要合影了,马瑞芳拿出相机说,团长,给我们拍个照!我和东西、托马斯相视而笑,接过相机,我为她们拍下了这一瞬间。
马瑞芳大姐与语言不通的母女已经心领神会,欣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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