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不是偷渡者的天堂

华沙1939

据荷兰受剥削劳动者组织(NGO BLinN)统计，如今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荷兰非法居留，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人剥削利用的受害者。仅2008年，他们接触了80名被关押在外侨拘留所的中国偷渡受害者。来自东北的女孩周玲，是其中之一。

 

    偷渡到荷

 

    法国机场被遗弃蛇头电话无应答

    8年过去了，周玲还记得刚踏上欧洲，从满怀希望到无限绝望的那一刻：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刚下飞机，看不到来接机的人；打不通蛇头的电话；不会法语、英语，标志牌只能看个大概；她呆呆地站在偌大的大厅里，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时候，周玲还是个刚20岁出头的东北女孩，父亲的重病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荷兰工作好找，人人平等。你过去可以教中文、做家务，钱很好赚。”同乡的话让她动心。想要赚钱给爸爸治病，千方百计筹了3万多元人民币(约3000欧元)，周玲坐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

    国内蛇头的计划说得很完美：会有人在巴黎机场接机，送她去荷兰安排食宿，再帮她搞定工作。他给了周玲一个电话号码，“你一下飞机就打这个电话。”

    “电话根本打不通……”时至今日，周玲诉说时仍像个受惊过度的小女孩。法国机场，她在公用电话机上拼命拨那个号码，听筒里却只有绝望的忙音……

    “我只知道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我想那里会有中国人，只有他们能帮我。”就这样，在法国机场被“遗弃”的周玲，自己买了张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票。

 

    误入淫窟

 

    “门砰地关上，我就像走进了地狱。”

    接着，周玲辗转来到登哈，下了火车，摸摸口袋，只剩下100多美元。此时，一张中国面孔闪过周玲面前。她一把拉住那个中年女人，问：“你认识什么人找工人吗？我什么都会干，煮饭、做家务……”

    女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周玲却不肯放手：“我在国内学过刮痧，保健按摩。”那女的上上下下打量了周玲一番，“你跟我走吧，我有个朋友正好请人。”南方口音。此时，周玲心里非常高兴，“那是我救命的工作啊。”

    大约走了四五十分钟，那女人把她带进一条阴暗的通道，一路往地下延伸，周玲心里开始发慌，“就像走进了地狱。”

    “我不做了，我要走！”周玲边叫边试图逃跑，却发现已经有人堵在门口。“我还有些换洗衣服，我去拿了就回来。我需要钱，一定会回来做工。”可无论如何挣扎，她已经走不掉了。

    门，砰地一声，重重关上。

    “他们搜走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证件、钱、电话号码……然后把我推进一间房间。很小，有被子、床、洗澡的地方。”

    此刻，周玲还抱着一线希望：“我对老板说，我会很好的保健按摩。别的我都不做，如果你们强迫我，我会跟你们拼命的。”

    一开始，老板答应了，“你可以赚很多钱，每个客人15欧元。”可在接待第三个客人之后，性服务在所难免，“他们说，你再对客人不尊敬，我们就用刀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

 

    绝食求死

 

    “我被关在那里，无论白天黑夜，随时都要为客人做。”

    周玲只记得房间外是一条阴暗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一个个小房间，关着和她一样的女孩。“我不敢出门，经常听到走廊里有女人的惨叫声、哭声。”

    恐怖的走廊尽头，有个小窗，偶尔有一丝亮光，能看到外面的一条缝。那是这个地下淫窟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门口守着三个男人，全是南方的，就像土匪一样。”

    “我哭着求老板，我爸爸病了，让我打个电话回去，让我把钱寄回家，可换来的只是毒打。”周玲指着嘴里缺掉的牙齿告诉说，“这颗牙就是被他们打掉的。”

    “有时候我不肯接客，他们就给我吃药，吃了之后就迷迷糊糊的，不能自主。”被折磨了不知道多久，周玲快疯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想，这样下去我真的完了，不如死了算了。”于是，她开始绝食，不吃不喝。

    “那些人大概看我快死了，就说走吧走吧，给点钱放你出去。那我也不吃，我已经不信他们了。”几天过去了，那些人实在没办法，拿出300欧元在她面前，她才吃了点东西。

    随后，奄奄一息的周玲被那群人扔回了火车站，身无一物。

 

    含泪控诉

 

    “荷兰不是天堂”

    “我记得来的时候天还是暖的，出来时已经很冷了。”周玲记不清到底在那个淫窟待了多久，“大约七八个月吧，我觉得像10年一样长。”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完全没有印象，“我只知道被带到了警察局，他们说我坐在商店里。”

    恢复意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出来的时候爸爸病得很严重，我知道没有钱一定好不了。”结果却是一个噩耗。

    “爸爸已经没有了。家里的姐姐和妈妈也都不理我了。他们以为我在这里赚了很多钱，也不寄回家，连个电话都没有。可我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怎么对他们讲？怎么能讲？”说到这里，周玲禁不住失声痛哭，“我想回国啊，可是已经不能回去了。”

    后来，周玲得到了一个名为“荷兰受剥削劳动者组织”的帮助。根据荷兰法律的规定，如果周玲这类受害人决定报案，可以得到暂时居留证。于是，周玲利用这条“B9”规定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