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里跪着和父母说话

指路人

1966年，父亲退休后来中国探亲，章永良陪父亲到北京旅游。

    离开家的那刻，母亲站在门口看着我，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口，我知道她一直在看着我远去，知道她心里在难受。

　　家门前的路一直在延伸，当我回头再想看看时，母亲还在门口张望着，她和房屋都变得那么小，那么远……

　　父亲明白读书人的心

　　父亲母亲都舍不得我回国，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

　　到要离开家时，家已是有8个孩子的家庭，我是男孩子里的老大，上面有一个姐姐，那时我已是16岁的大孩子，是可以为家庭分担责任的时候，但要出去闯荡，回归祖国的想法让我一直难以平静。

　　父亲是一名华文学校的老师，在我1岁的时候，全家人就从福建永春来到马来西亚的居銮小镇，当时家里的孩子只有姐姐和我，在我下面的弟弟妹妹都是来到居銮后才出生的。母亲也是永春人，没有文化，但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她把父亲的那点微薄收入安排得井井有条，出入有序。

　　平日里母亲持家的原则就是节俭，很多的开支都能俭则俭，能省则省，好不容易家里有了一点积蓄，但如果我要回国就得要动用这些本不多的积蓄。加之，我回国后家里还得为我邮寄生活费，这无疑加重了父母的负担。

　　这些我也想到，但看到有的同学回国，心里很着急，觉得这是人生中的一次机会。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出路只有通过读书，而要读书，尤其要读高等学校，要么到新加坡，要么就是回国。

　　作为家境贫寒的子弟，到新加坡求学几乎是不可能，而回国读书相对会容易一些，但毕竟还是让家里承受很大的压力。

　　父亲是读书人，他明白读书人的心理；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理解儿子的心思，他们在听到我的请求后，没有多说什么话就答应了。

　　住在居銮淘沙路

　　小镇很小，小镇的名字叫居銮，小镇的边上有一条土路，人们叫它淘沙路，淘沙路住着很多中国人，他们中有是普通的橡胶工人，有的是做小生意的商人，这些中国人家有的是早几代就来这里，有的则是来了不久。

　　中国人怕后代忘了祖宗，于是就合伙办了华文学校，开始只是想让他们认识中国字，学会一点算术帮家里记记帐，到了后来就完全按照正规的学校来做，于是就从国内请了一些教师，父亲就是这样来到居銮。

　　一位做生意的华侨将他的一幢房屋借给我们居住，这座房子就位于淘沙路旁。

　　房子是一层的木屋，屋顶盖的是编织的阿荅草，四周是厚厚的木板，房间很宽敞，窗户有大也有小。屋子离大路还有十几米远，母亲就在屋前种了一些玫瑰和椰树。

　　屋子的两侧及后面也有不少的空地，母亲又在那种蔬菜和地瓜，有时我也帮她收拾菜园，虽然种得不多，但这点收获还是能顶一些家用。

　　淘沙路上的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店铺和住家不同，店铺都是一家挨着一家，而住家的房子很少是挨着的。店铺卖的东西很多，但我很少有机会去商店，因为我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每天路过商店时总要告诫自己，久而久之商店对我就没有了诱惑。

　　有时亲戚来家里，那些长辈会给我一两毛钱，这时那种诱惑就会出现，但都是忍了很长时间后，才到店里买最便宜的糖或几块饼干，剩余的钱还是珍藏在口袋里。

踏上红土路回乡

　　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经常有从祖国传来消息，有的消息很让人振奋，而真正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伍修权大使在联合国上的发言，他义愤填膺地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旗帜鲜明地阐述中国的立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第一次在国际上庄严地宣告，这种正义的力量让人感到欢欣鼓舞，没有什么能让我更觉得自豪和骄傲。

　　祖国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学校的同学们都开始关心中国的事情，大家争着打听和了解来自中国的消息，很多人因此也开始准备回国，受到他们的感染，我心里也蠢蠢欲动。

　　越是这样，我更是想离开这里回到中国，至少回到祖国后，我还能读书。

　　于是我带走了几乎家里所有的积蓄，离开了居銮，沿着门前的那条红土路踏上了回乡的路。

　　没有理由不把书读好

　　从1951年到1988年，这37年我都在中国度过。

　　回到永春，我住在父亲出国前住过的房屋，那是一间在大宅院里的一间房。一个人住在那显得很孤单，以往一家十几口人的日子，怎么都感到很温馨，而现在的安宁更觉得寂寞，幸好不久后我就到了永春崇贤中学寄宿，很快就和同学们融在一起。

　　即使这样，我还是时刻惦记着远在马来西亚的亲人，尤其在收到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心里更是充满着感激，虽然寄来的钱不多，但我可以知道这里包含着父亲和母亲多少的辛苦和劳累，这些钱本可以让弟弟妹妹穿得好一点，吃好一点，但为了我，他们一定是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地省出来。

　　每当这时，我都会告诫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完成学业。

　　当时我回来时是想到永春第一中学读书，但因为是插班，学校没有录取我，后来只好找父亲的朋友，在永春县侨联主席陈郁亭的帮助下到了崇贤中学就读。但由于自己的刻苦勤奋，还在读初二的我，就考上了一中的高中，后来成绩一直都很优秀，被选为永春县学生联合会主席。

　　我读书的动力很多，首先我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祖国给了我上学的机会，如果是在居銮小镇，最多只能读到初中毕业，如果还想读高中，就得到新加坡去读书，而我那贫寒的家庭根本是供不起我到新加坡读书，而回到祖国就大不一样，这里不仅有高中，学习优秀并家庭困难的学生都能得到助学金；再者，我的身后有着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支持，让我有着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特别是想到他们远在海外，每天都在挂念着我，我就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

心里有一种内疚

　　虽然和父母都有通信，但很多时候我都在心里和他们讲话，每当有了一些成绩，总是在心里第一个告诉他们，期望他们会为我高兴。

　　当我把我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事写信告诉他们时，心里别说有多高兴，这不仅仅是一种告知，或者报喜，更是一种感恩和报答。

　　上学后，我向学校申请助学金，可没有获得同意。于是我鼓起勇气，来到学校负责管理助学金的老师那里，向她陈述了我的情况，当她知道我是如何渴望回国读书，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挣钱，要养育7个弟弟妹妹，还要负担我一些日常开支后，当即批准了我的助学金申请。

　　从那天起，我再没有要父亲的钱，顿时觉得我开始从困难中走出来，体会到一种美好的心情。

　　多年后，我却慢慢地有了一种内疚，虽然我已经工作，也有收入，却不能帮助海外的父亲母亲，总觉得作为长子，没有尽到孝道。

　　1966年，父亲一个人回国来看我，我陪他回到永春，又到了北京，此时的父亲已经退休，在领到退休金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来看我，当时我还没有那么深地体会到他的想法，直到后来我才品味到他的用心。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知道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一直努力在回忆那次和他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努力地在回忆他告诉我的话，每每这样，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哀伤，总有一种愧疚记在心头。

　　其实，父亲告诉我的不多，特别是我回国后他们的生活，也许这正是他的性格，能看到我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在心里和父母说话

　　1988年，我来到新加坡的妹妹家，在那里我等来了37年没见到的母亲。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办理到马来西亚手续，因此只好到新加坡和母亲会面。在母亲还没来的时候，我都一直很紧张，心里想着要和母亲说什么、怎么说？

　　突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见到母亲后要向她下跪，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我所有的思念。

　　当客人散去后，我来到母亲的床前，端端正正地跪在她的面前，她拉着我的手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在答应她时，泪水已流出了眼眶。她和父亲一样没有说很多话，只是一直说我一个人离开家，在外面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但她就是没说她自己。

　　几天后，她要回马来西亚，我站在门口送她，直到她乘坐的汽车在远处消失，我还是舍不得将视线离开，没想到这一次的见面，也是和母亲最后的见面。

　　从此以后，我都是在心里跪着和父母双亲说话。

来源：福建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