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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法国议会里唯一的华人议员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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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0 21:01: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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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外交官真实讲述: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本书简介:本书作者是一对驻法外交官夫妇。他们记录了从1998年到2003年近5年时间在法国所见所闻,其间,不仅汇报了他们在外交工作中的政治见闻,也涉及了法国的社会、文化、习俗等内容……[连载内容]   在法国577名国民议员中,只有一位华人议员,曾宪建,他是留尼汪的国民议员,又是该岛顶磅市市长。在法国,华人进入政界,而且如此成功的,可能只有他一位。他是留尼汪华人的骄傲。   一天,曾宪建约见我,邀请我和施燕华到留尼汪访问。我欣然同意于2003年1月12日去留尼汪。真巧,1月9日一早,我接到电话说,李岚清副总理访问南亚国家后,在赴南非访问的途中,1月17、18日要在留尼汪休息两天,由使馆负责接待。我对留尼汪的访问正好可以为李副总理一行打前站。   “中国飓风”   留尼汪地处印度洋,在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之间,面积2511平方公里,人口七十多万。它的地理位置属于非洲,但它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所以又属于欧盟。岛上人口由欧洲白人、非洲人、印度人和华人组成,华人只占总人口的3?5%。   从巴黎到留尼汪要飞行10个小时,属于国内航线,所以飞机较旧,经常出毛病。我们和使馆的同志都有切身体验。回巴黎时,晚上八点不到,快上飞机前,广播通知说,因飞机漏油,修好后才能飞,结果我们等到半夜才起飞。使馆其他人比我们晚回去一天,也遇到飞机漏油,   晚点,而且还不得不在马赛停留,加油。交通的不便,加上其他因素,留尼汪的经济比较落后,失业人口占30%左右。每年中央政府给予大量的补贴。20世纪80年代,国家补贴占其人均收入的一半。尽管如此,留尼汪的劳动力成本仍很高,这大概与法国整个福利制度有关。   我们抵达留尼汪后,立即到曾宪建任市长的顶磅市,参加有600人出席的大型欢迎会。欢迎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会场气氛热烈有序,可以看得出与会的人文化素质都较高。   我们入场时,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青少年演出了中国舞蹈并唱中国歌曲。他们一共才十几个人,年龄在6-16岁之间,站在台上,不仅身高相差很大,肤色也有深浅,头发有黄有黑。但他们身体里都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   可爱的孩子们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唱了《茉莉花》、《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在他国异乡听到祖国脍炙人口的歌曲本已令人激动,而且唱歌的人是一群孩子,他们从未去过中国,对中国了解很少,也不会讲普通话,连祖辈的家乡话都不会讲,此情此景更让人感动。虽然他们已是法国人,但他们仍是炎黄子孙,他们也是龙的传人!   最小的那个男孩,才6岁,他站在台上,认真地朗诵了李白、王之焕和王维的诗。当他朗诵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我想,也许他不能完全领会李白《静夜思》这首诗的深刻含意,但他的老师选择这首诗,传达了留尼汪华人们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六个华人社团上台介绍各自社团的情况,华人的团结互助是他们事业成功、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原因之一。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凡是有华人,就有社团,社团的发展同华人早期的处境很有关系,当时是求生存,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华人社团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精神令人钦佩。   我上台讲话,对华人社会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我说明了来留尼汪的三个目的:一是为李岚清副总理过境做准备;二是向留尼汪各界人士介绍中国的情况;三是促进留尼汪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在座的华人代表反应很热烈。  李岚清副总理经停留尼汪和我的访问,用一位华侨的话,在当地刮起了“飓风”。留尼汪的首府圣丹尼是法国海外最大的城市,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中国,人们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华人社会的领导人从我们到达的那刻起,就撂下自己的工作,整天陪着我们。从浙江青田出来经商的华侨林建勤和邱海华,在留尼汪已开设了37家商店,这几天也不营业了,帮我们订旅馆房间,采购东西,随叫随到,和使馆工作人员一样忙。没有他们帮忙,我们的准备工作不可能这么顺利。   林建勤请使馆人员吃饭,包下了一个小饭店。老板娘说,我有许多老顾客,他们有固定的桌子,不能把他们赶走呀。林建勤他们说,不行,中国大使要来,我们要欢迎他,你的老顾客就没有地方坐了。老板娘一听说是中国大使,立即喜笑颜开,一口答应暂停对外营业一个晚上。她的老顾客上门了,她满脸堆笑告诉他们:“对不起,今天本饭店有贵客了,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几位顾客惊讶地说:“啊,中国大使到您饭店来了?那可是蓬荜增辉啊!您真有本事,把中国大使请来了。”凭老板娘的口头“宣传”,饭店周围的人都知道中国大使来留尼汪了,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中国贵客来留尼汪,省长当然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吃一顿饭。可是,地处南半球的留尼汪当时正值暑期,法国人对假期是非常“认真”的,所以省长的厨师、招待员都休假去了,好在省长夫人爱好烹调,曾在电视烹调比赛中得过奖。她决定亲自“献艺”,为中国副总理做一桌宴会。   这位省长夫人高高的个儿,微胖,她祖籍是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看上去像是混血,因为她有着令人羡慕的古铜色皮肤,显得健康、精力充沛。由于没有招待员,她搞的是自助餐。食品丰盛,听说她为此准备了两天,连甜食都是自己做的,够下功夫的了。   李岚清副总理的夫人章素贞大姐吃不惯西菜,到国外参加宴会就发愁。在副总理抵达前,省长夫妇单独宴请了我们,省长夫人向施燕华了解章大姐的饮食习惯,施就暗示,副总理的夫人对西菜还不大适应,称赞午宴上省长夫人做的芸豆很好吃,很像中国菜。省长夫人是聪明人,立即明白了。   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当我们陪李副总理夫妇到省长官邸赴宴时,省长夫人热情地介绍她做的菜:长条桌上左边是中国菜,右边是西菜或当地菜。连汤都有中、西式两种!李副总理非常感动,每样菜都尝了一些,对省长夫人的手艺大大夸奖了一番。章素贞大姐不负主人好意,每样中国菜都尝了一下,连连称赞省长夫人做的中国菜很“地道”。   谁能想象,这是省长夫人得知李副总理要来留尼汪后,在短短的10天之内,钻研中国菜谱,不断尝试后做出来的。“中国飓风”刮到了省长家里。   “没有比忘掉自己的根更为可怕的了”   李岚清副总理过境留尼汪,本意是在访问南亚之后,稍事休息,准备下一站对南非的访问,因此国内要求尽量不要安排正式活动。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此前从未到过留尼汪,李副总理是第一位,从留尼汪当地的领导到华人社团,一听说李副总理要来,就开始积极筹备各项活动,其热情之高,令人难以婉拒。经过多次沟通,我们终于把李副总理的活动压到最低限度:对当地领导的拜会和宴请,是不能不去的。华人社团的联合活动,也必须出席,我要求曾宪建尽量缩小范围,缩短时间。   1月18日中午,应曾宪建的邀请,李副总理一行来到了顶磅市,一路上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小城的居民几乎是倾城而出,好奇地想看看中国的领导人。华人们更是像过节一样,穿着当地的盛装前来参加欢迎李副总理的宴会。原定的二百人左右的宴会,变成了近五百人!   李副总理一行来到宴会大厅,人们起立长久鼓掌欢迎。台上的红色横幅上用法语写着欢迎李副总理的标语。席间穿插着文艺节目,有华人孩子的表演,也有当地歌星的演唱。   曾宪建上台讲话,他先念了希拉克总统和拉法兰总理的信,信中对李副总理经停留尼汪表示欢迎,请曾宪建转达对李副总理的问候,并称中法关系正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双方经贸关系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接着曾宪建发表了长篇演说,从华人祖先移民留尼汪的艰辛和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影响谈起,谈到现在许多华裔青年不会讲中国话,他说:“没有比忘记自己的根更可怕的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全场肃然,不少老人用纸巾拭擦眼角。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停了一会后,曾宪建,这位孔子大弟子曾参第72代孙,动情地向李岚清副总理呼吁,请中国派汉语教员来教授汉语;派舞蹈老师来教孩子们跳中国舞蹈;要求中国电视台在留尼汪落地;中国民航经停留尼汪;请中国在留尼汪设领事馆等。   留尼汪最早一批华人移民是在1844-1846年,第二批大量移民在1901-1907年,都是国内战乱时期。当时留尼汪缺少劳动力,从广东、福建等地招了不少华工,作为契约工到留尼汪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种甘蔗工作。他们生活条件恶劣,社会地位低下。但是他们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一旦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便开办了华文学校,教华人子弟中文。当时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华人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支持。1927年,华文学校因找不到华文教员而停办了。此后再也没办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政府限制中文教育,认为它不利于华人融入法国社会,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落后、虚弱,华人觉得回祖国无望,对学中文失去了兴趣。   现在,留尼汪的华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改善,他们基本上掌握了留尼汪的经济命脉。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对留尼汪的华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迫切希望加强同祖国的联系。   李副总理非常理解华人的心情。原定让教育部长陈至立致答词,考虑到曾宪建转达了希拉克和拉法兰的欢迎辞,出于外交礼节,李副总理决定自己上台即席讲话。他转身问我:“谁翻译?”我想,这是李副总理在留尼汪最重要的一场活动,又是五十多年来第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留尼汪,从效果考虑,我自告奋勇说:“我来翻译吧!”重新操起了三十年前的旧业。   李副总理对希拉克总统和拉法兰总理如此关心他在留尼汪的逗留,表示感谢。对当地华人社会的热情接待,表示十分感动。他还就曾宪建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回答。关于派教员问题,有教育部长在座,容易办到。中央电视台落地的问题,同意转告有关单位,积极研究技术上的可行性。民航飞机经停留尼汪和在留尼汪设领事馆的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协商解决。李副总理热情诚恳的讲话,博得了会场上近五百人的热烈掌声,午宴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在留尼汪逗留期间,我们和南、北方的青年企业家座谈。参加者发言踊跃,大家都希望为推动中国和留尼汪的经济合作做点事。我表示中国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留尼汪的华人应抓住这一机遇。我举了香港的例子:1979年,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7万港元;2000年,上升到18万港元,主要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希望留尼汪的青年企业家能利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大平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我也告诫他们,与中国合作可能会遇到困难,既要不畏艰难,也不能听信胡言乱语,要坚定地走下去。   参加者多数是律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当地都做得很成功。留尼汪的华人从做苦工,到开小杂货铺,到经营企业,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他们比其他移民成功得多。现在,岛上销售量最大的报纸--《日报》是华人创办的;岛上的连锁加油站的老板是华人;最大的超市也是华人开的;最好的律师、医生也都是华人。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影响,是刻苦耐劳的民族精神。   留尼汪的华人有钱了,也有地位了。听关帝协会主席林奎敦说,过去华人被人瞧不起。他们祖辈入境时,不懂外语,法国人听他们相互称呼“阿新”、“阿公”,就把他们的小名登记为姓,因此,林先生的姓变成了“阿青”,曾宪建的姓是“阿公”,前面加上一个法国名字,就成为他们的全名。   国家动乱孱弱时,中国人被人瞧不起。就在四十年前,留尼汪的华人地位仍很低。林先生说:“如今不同了,华人地位提高了,被人看得起了。这是因为中国强大了;华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说得很对。   有一位华人妇女对我说,她过去曾觉得做中国人不光彩,也不愿意回中国。后来,她的儿子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很激动,跟她讲了好多中国的情况。她不敢相信,自己也去了一趟中国,回来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骄傲。   但是,留尼汪的华人青年们仍处于困惑的境地。不错,华人在事业上大多很成功;不错,华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不错,华人已经融入了法国社会。但是在留尼汪,人们还是把他们当中国人看待,他们也不参加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到巴黎,法国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人,跟他们说英语!而到中国,他们又被看作是“外国人”,因为不会讲汉语。他们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2001年12月2日至9日,留尼汪的华人青年企业家们举行了两次讨论会,主题是:“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下分三个题目:一、我们的前途何在?二、如何看待未来?三、今后应怎么做?结论是要加强同祖国的联系,要把“根”找回来,要充分发挥自己是华人的优势。留尼汪太小了,华人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同祖国发展关系。真是很有见地的结论。   而要做到这一点,懂中文太重要了。老一代不懂,认识到要为年轻一代创造条件,学习中文。曾宪建从福建请了一位远亲来给华人孩子们教中文。他的孙女戴尔菲才7岁,是中法混血,长得完全像法国人,在台上为我们唱《茉莉花》。她原先不爱学中文,看了美国动画片《木兰》后,吵着要学中文,而且要爷爷带她去看长城。   今天,留尼汪华人的心更贴近祖国了,他们不仅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骄傲,而且决心为推动中法关系而努力。   我们在留尼汪的一周中,与当地的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月19日,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留尼汪,去机场送行的华人有一百多人,当我们握完手,向贵宾室走去时,后面响起了“   Au revoir!(再见)”“Bon voyage!(一路平安)”如雷声轰鸣。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不断地招手。这一感人的惜别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真是“血浓于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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