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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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经济危机，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在取得短暂稳定（在非战争或内战时期）之后所遇到的最严重危机。连续三年来，生产水平都下降了——七九年下降了2%，八〇年4%，八一年17%。当然，这并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其特点是不投资的资本和无法销售的商品堆积着，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收入下降），而是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结果就是所有种类的商品缺乏，导致整个生产机器日益崩解，但人民的收入却仍维持颇高。然而，以上只是简略叙述波兰的危机，而非解释它。 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是什么？这些根源与后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的特别结构（它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之时被官僚层的独裁统治“冻结”着）有什么联系？如果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和有计划的工人自治制度之下（即使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仍未发生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世界市场的压力继续对这个运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施加压力），这样的危机有多大程度可以避免？ 当我们考虑到同样的危机的症状（虽然较为有限）已在罗马尼亚、匈牙利、甚至捷克和苏联出现，那么，回答上述的问题就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了。在其他国家，像波兰那么大规模的新的崩溃可能性并不大，可是，增长率显著下降的情况已可看到。这些国家有一年至几年的半萧条状态，是很可能的。 目前危机的近因，是盖莱克上台后，即七〇、七一年之后，为波兰经济制订的“新路线”。波兰官僚层的新领导，惊恐于七〇年波罗的海海岸罢工，于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寻求达到一个社会的一致同意，包容大部份城市人口及一部份农民，尤其是较富裕的农民。计划的基础，是令波兰社会加速现代化，适应西方的消费和生活形式。这个计划需要生产性投资的名符其实的“爆炸”，以致力于成立“波兰第二工业”或“第二个波兰”。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借贷，令这个庞大的努力得以有资金，而不需要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做到这点也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七〇年罢工造成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 盖莱克的方案的内部逻辑要求采取下列步骤： ——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方法是增加从西方入口消费品或半制成品。 ——达到持续的发展，方法是建立新的工业（汽车、塑料、电器、农用机械、化肥、石油化工、铝、最现代化的钢铁）。 ——在这些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国内市场有稳定的、充足的供应，这样会反过来刺激工农更勤力工作，同时维持“社会和平”。 ——迟早偿还这个政策引致的外债，方法是增加农业部门（包括食物加工工业）和新工业的出口，新工业在新的刺激下，将生产可在世界销售的产品。 这个计划本身并非如现在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疯狂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谴责这计划的人，正是当年对它表示信心的人，他们就是经互会的专家，华沙的技术官僚和西方的银行家。）但是，它在很大的危险下急速推行，因为它倾向于加剧官僚计划和官僚管理内在的所有不平衡和歪曲情况。 最坏的是，它危险地扩大了自五〇年代以来存在于波兰国有化经济的基本不平衡性。其中一点就是经济投资和社会投资的不平衡性。后者的影响被所有受斯大林主义教育的经济学家所严重低估。其他的包括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不平衡性，生产与分配之间的不平衡性（服务行业和分配网的落后发展，是非偶然地忽略社会投资的其中一方面），等等。 整个经济决定于官僚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现计划和所有经济方案（包括盖莱克的计划）的唯一推动力。那就是说，它的标志是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社会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在这个情况下，盖莱克的计划导致这些不平衡性大大加剧，各企业内部和各企业之间出现不平衡性，这明显意味计划的制订部份崩解。 每一个官僚流派（他们似乎主要基于地区而成立）都想建立自己的模范工厂，自己的发展轴心。这就制造了许多高薪“专家”的新职位，许多新的薪酬，许多极度特权和权力的新来源，不用说这些新企业对作为整体的经济的影响了。 这个“波兰第二工业”和西方借贷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显地提供了贪污的另一个来源。外国借贷颇为容易取得，增加了货物进口而非由国内生产的倾向。（1）西方企业的行贿，是极好的手段，令波兰官僚走上享乐之路，而且他们的自然倾向也指引着他们走这条路。在波兰国内发展了一整个并行的市场（即使并非合法也是半合法的），（2）在这里，消费品只能用美元或黄金来购买。“物质刺激”因而甚至歪曲了生产性投资的流动和成份。 此外，从斯大林承继过来的“追求庞大的狂热”，决定性地令波兰的国有化经济歪倒向深重的、一般化的不平衡性。庞大的钢铁工厂和（例如卡托维兹的钢铁厂）没有足够的能源供应。乌苏丝的托拉机厂需要从西方入口零件，而这些零件比制成品本身更昂贵。煤矿要停工，因为“有人”忘记了在入口计划内包括运输带，而且这些运输带需要由还未生产、因而无法出口的煤来支付。如此类推。 不平衡性一年比一年坏，甚至半年比半年坏。新工厂投产的延误越拖越长，这就导致经济日益严重的负担——固定费用和企业管理费用不能由增加的生产所偿付。生产能力使用率危险地下降，因为缺乏潜能要实现所必需的某些使用价值（目前的使用率估计是75%）。经济明显地迟早走向灾难。 一些有能力的波兰经济学家在八〇年夏天的罢工发生之前已经敲响警报。（3）罢工者本身对于这个滑向下坡的走势提出了强烈抗议。罢工不但并非危机的导因，而是工人自发地作出反应，以图能及时阻止这个趋势走向灾难。谴责工人造成危机，正如苏联官僚层、其代理人及律师，以及西方习惯反对罢工者所做的那样，是无耻的谎话。所有罢工加起来，令波兰经济付出的代价，不过等于自八〇年夏天以来全部生产的三至四个工作日，亦即少于因官僚浪费和敌视而造成的电力中断供应造成的损失，比起八〇年至八一年以经济活跃人口计算的平均每人六十个工作日的损失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

　

盖莱克计划的灾难性后果，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波兰经济的影响而扩大了。更确切地说，盖莱克的计划，与法国左派联盟的“共同计划”，像七〇年代初期所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理论”方案一样，基于的设想，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有更多的危机，或最低限度不会有重大危机。一般来说，官僚层预计资本主义经济会像六〇年代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个预计包含了两个假定，它们对盖莱克的计划都是灾难性的： ——他们相信西方会有市场容纳波兰的优质货品，而这个市场的增长率会类似六〇年代这类货品的销售量。可是，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波兰工业部门达到真正的成功——造船厂。所有其他部门在危机的气候里，出口比预期少得多。结果就是：与西方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稳步恶化。 ——他们相信贸易条件会与七〇年的条件大致相同。可是，石油及其他能源的价格在七二年之后突然大增，一些半制成品的价格也增加，这点在结构上破坏了收支的平衡，因为“波兰第二工业”基本上依赖这些进口的增加。 官僚层的第一个反应，是将原定用作国内消费的很大一部份生产（尤其是煤和肉类）拨作出口，以便吸纳贸易赤字增加的部份；向外国呼吁给予更多贷款，以便减轻债务对生产和目前收入的负担；容许国家的经济储备耗竭。（4）但这三个补救方法证明比原本的病更恶劣。 七九至八〇年冬天给电力站和工农家庭的煤供应的减少，开始降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日增的外债导致要偿还大笔的利息，这点结果吸纳了差不多所有从目前出口取得的货币。 这个分析实际的意思是甚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导致波兰的危机。当西方的生产在下降时，波兰经济仍能继续增长（这正是七四至七五年的情形）。只要波兰经济并不受价值规律统治，它就可以避免过剩生产的危机。它可以年复一年地享有大致上稳定的和增长率。只要波兰经济继续受到价值规律影响（这些影响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与波兰私营农业部门的交往而传送），它就明显地不能逃避资本主义危机的负面结果，例如出口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可是，这些影响在波兰有如此灾难性的规模，则只是因为一个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过份依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因为这些因素与官僚管理制度的一般后果和结构性后果联锁起来。 　

结构性弱点的长期后果

　

在“盖莱克时期”，波兰经济从“哥穆卡时期”承继下来的结构性弱点，开始在增加不平衡性方面有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并且成为生产不足危机的最初潜在的、到后来活跃的根源。它就是在波兰仍残存的私营农业部门，是今日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包括南斯拉夫）中最大的私营农业部门。自从哥穆卡在五六年实行“反改革”以来，波兰八成农地是在私营农民手中。 这个“反改革”本身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在“贝鲁特时期”，农业集体化是在违反农民的意愿的情形下进行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从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写的那些有名的关于法国和意大利农民的文章，到苏联左派反对派的论题，都反对在没有农民自觉的支持下企图大规模将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以强暴手段推行的强迫集体化，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灾难是如此巨大，以致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苏联仍未能克服那些后果。如果与这样的灾难比较，那么今天的波兰经济危机显然危害较小。 可是，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从这两个祸害——大灾难和时间上受到限制的灾难——之中选择其一的。我们有必要明白造成问题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是如何运转的，国有化工业的增长率和工农生产水平有什么相连关系，合作化及集体化农业和私营农业有什么增长倾向。从这五个变数，可以得出解决问题的方程式，但条件是要明白这些矛盾是现实存在的，要找出解决它们的方法，不能为了鼓励政治被动性或虚假的安全感而试图隐藏问题。 可是，盖莱克不但没有采取政策以逐步消减所有这些矛盾，反而选择了一些导致这些问题更为恶化的政策。 “盖莱克路线”加剧了工业投资和农业投资之间的不平衡性，令农业生产更加落后于工业生产，因而危及出口计划和供应城市人口的问题。对私营农业投资不足的不合理政策（私营农地却占耕地的80%），更加增加农业生产的停滞倾向。 官僚层对工人斗争蜂起的反应，加剧了价格剪刀差的问题。为了阻止工人阶级愤怒再度爆发，农业产品销售实际上被冻结，而同时，农民的生产成本由于能源价格上升而急剧增加。比任何时期还甚的是，建筑材料和工业消费品从农村调走。一个恶性循环便发展了。这个政策催使农民增加对自己产品的消费，结果便是生产增长率减缓，城市供应发生危机。 由于集体化和合作化的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可怜地低，它们不能弥补波兰经济这个结构性弱点。农业经济的削弱，快速地为盖莱克的政策铺好崩溃之路。面对七六年之后农业的相对停滞状态，官僚层继续面临供应危机即将来临的威胁，而工人不满也增加，他们的工作热情也同时下降。想创立“消费者一致同意”的整个赌博失败了。“盖莱克时期”无法阻止官僚独裁统治危机的成熟化。事实上，最后，在七六年之后，它导致这个危机的剧化，不过是将它拖延了四年。 然而，所有加速集体化——合作化农业部门以“绕过”农民的新企图，都遇到农民的政治和社会醒觉（农民的醒觉在七六年之后与工人阶级一起发展，尽管它较落后一点），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在反对官僚层方面出现自发的同情甚至联盟。盖莱克，与简尼亚或雅鲁泽斯基一样，都不敢像贝鲁特、拉科西（更不用说斯大林）那样袭击农民。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正面对一个普遍化社会爆炸的危险。因此，在七六年以后，农业危机深化，反过来加剧整个经济的特有危机，最后成为引爆八〇至八一年经济灾难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5） 　

官僚管理的累积后果

　

然而，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由，在于自始便指引着波兰国有化经济的官僚管理制度的本质。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将自治等同于企业财政自主的人，主张一般地依靠市场经济的人，都将问题归咎于过份集中化的害处。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解释，虽然过份集中化的危害是不可否认的。这样一个片面、因此不正确的分析，并不提供有效方法解决问题——无论是从工人利益立场出发还是从达到计划经济真正合理化的角度看。 事实上，从它所引致的不平衡性及危机的角度看，官僚管理制度是巫师的过份集中化和过份非集中化的大溶烩。在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亦即缺乏由下层作出的全面性监管之下，任何过份集中化，不但不“加强计划”，反而加强“暗面经济”的生长，加强厂领导之间的台底交易的倾向。它令“制订计划”越来越不真实，计划者对现实失去掌握，在真空中“制订计划”。 波兰经济需要的，并不是更少的计划性，即投资决定之间和生产及消费之间更少配合。它需要的，是更多的配合，即是说，它需要以真正的配合来取代半盲目的、无效率的、部份不真实的计划。但要做到 这点，只能基于工人自己参与计划的制订，作出决定，自觉地表达他们的选择。只有有计划的、配合的、民主集中的工人自治，才能铺好真正计划社会化经济的基础。任何其他方法都只会导致任意专断、浪费、无能、及失败。 波兰的经济专家和工会领袖很重视“价格真理”。他们强调现在津贴的制度，由于津贴无法记帐，因而令整个经济景况模糊了，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企业是否真的以销量弥补生产成本，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作此弥补。他们是对的。如果没有真正价格的制度，没有稳定的货币标准，是无法作严肃的计划的。 然而，绝不能由此而认为“真正价格”是经济复原的先决条件，亦即是说，在经济复原之前，今日和明日的消费者，从最贫穷的人开始，要为昨日官僚做出的错误所引起的损害付出代价。也更不能由此认为经济复原的先决条件是“就业情况合理化”（因为企业的“亏蚀”的一个主要原因，常被认为是“劳动力过剩”）。 这里涉及的不是技术问题（在个别企业平面，还是在工业个别部门平面，还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平面——应该在那个平面重新建立平衡，消灭歪曲状况），而是社会问题。谁应该为官僚的浪费付出代价？是否要工人阶级通过生活水平和就业的削减来偿付？是否要工人阶级通过收入削减来偿付？应否要官僚层通过薪酬及特权的大幅度削减来偿付？应该削减那一笔资金？生产性消费（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消费）的资金？投资资金？非生产性消费（行政费用、国家机器、官僚层）的资金？ 如果三项资金都需要一起削减，那么应以什么比例和以什么社会及政治代价？重新出现失业的威胁——在“给予企业完全财政自主”之后，已实行一至二百万裁员——是令工人阶级削弱和沮丧的措施。我们很容易预见这个政策会有什么社会和经济影响。 官僚管理制度有害及越出常轨，不只是因为它破坏了计划，导致多样不平衡性及矛盾，而且是劳动生产力低及投资成果下降的基本原因。官僚管理制度在自称实行“物质刺激”原则之时，实际上代表的是普遍性的不负责任提升到原则的平面，是让人们作出可能范围内最少的努力，不采取主动的一般刺激，官僚权力的复杂性——他们互相制衡，导致在执行决定的名义下经常有行政式的梗塞（而他们的真正作用时常更是令决定无法执行）——本身造成了这个情况。（6） 但在这里，要考虑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源于国有化经济中社会上层结构及下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特别性质，在这样的经济中，决定投资成果的，反而不是投资的绝对数量及“技术”成份，而是两个外在的社会及经济因素。一个是工人的福利是否增加，他们在眼中和意识中是否看到他们的工作，与工作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可量度、可见影响之间的联系。（7）另一个是社会道德（或社会公义）的水平，那就是，他们在眼中和在意识中看到的他们的工作与工作对社会不平等、特权、专横等现象的影响之间的联系。 这两个指标跌得越低，或是在较低水平停留得越久，工人就工作得越少，投资成果就会越低，为了要达到国民收入边际增加而所需的投资便越大。工人可以被弄得个体分散，士气沮丧，非政治化。但没有东西没有人可以迫使他们积极和忠诚地为奴隶鞭策者或像简尼亚那样的官僚管工工作。这就是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独裁政权的最大弱点。但当工人不再个体分散，表面上似乎无比威武的极权者就陷于瘫痪。 从一开始，官僚独裁特权的特性，就是日增的社会不平等和群众的不信任嘲讽。这些倾向在哥穆卡统治下在某程度上受到控制，或至少是在他的“时期”的开始阶段，（8）它们却在“盖莱克时期”显著增加。贪污、黑市、虚伪、野心，都大为昌盛，简直没有任何隐藏它们的企图，官僚特权大量增加了，（9）它们明显地与“自由市场”，“并行市场”的扩大，私营商业和私营小规模生产，以及与西方贸易日增的作用互相紧密连系在一起。 在过去两年来，波兰报刊刊登了这现象的许多具体例子，这里无须加以反复说明。高层官员的薪金，是平均工资的三倍，是按人口计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的八倍（这些数字分别是每月二万兹罗提（波币）、六至七千兹罗提，和二千五百兹罗提，这些是八〇年底八一年初的数字）。（10）但他们还享有巨额的非货币式的利益、特别商店、特别医院和医疗照顾、别墅、特别的“第二家庭”，出国旅游及使用外国货品的机会等等，这些令高层官僚的实际收入比他们的薪俸高两、三倍（妒忌的人说是四倍）。这就造成他们与一般赚取工资者的生活水平差别为一比七，与赚取最低工资者的生活水平差别为一比二十一。在这些情况下，有没有人会惊异于波兰工人对那些贪污、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怀有普遍的鄙视和憎恨？有没有人会惊异于人们普遍地鄙视这样的“教条”——它用“在建立社会主义中党的领导作用”的方程式来粉饰这个丑行？如此的党，如此的社会主义！ 在无路可走之时，官僚层便寻求藉口，将矛头指向月入十万兹罗提的手工艺工人合作社的经理，小型的私营企业家，及富农。除了这些情况远不及高薪高层官僚的情况普遍之外，官方这个指控本身是有启发性的，它显示了：这个反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将官僚及其生活水平不是与工人比较，而是与富裕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列宁曾预言，支付给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会是无产阶级士气下降的一个根源，他更提出，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党员收取这样的薪酬；列宁这点并非泛泛其谈，而是极为重要的。 这个风气一日不消除，那么以为危机的深刻根源已被移走的想法便是幻想。过份依赖市场经济（在匮乏情况下有限度地依赖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会增加士气沮丧、贪污、不信任的嘲讽等，而不是消灭它们，因为它会增加不平等和制造失业。而这些害处对无产阶级的凝聚性和阶级觉悟有严重伤害，促进“人人为己”的态度，破坏团结，阻止所有使社会化经济得以运行的途径。不负责任、虚伪、不信任的嘲讽、隐藏真正社会成本的普遍化制度，可以由“市场经济”加以巩固，正如它已由过份集中化的官僚制度所巩固一样。 只有最广泛的、最不妥协的工人及公众监管，有着使用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利，才能有效地和彻底地揭露所有陋习，打击所有特权，找出所有被调移或隐藏的存货，阻止双重工作和浪费，令到可以有效地量度工作对整个群众和全国生活水平的影响。但这就表示要有社会主义民主，工人拥有政治权力，民主集中化的自治。这就表示不由官僚或市场来指令，而是由生产者及市民本身自觉地、有意地控制所有经济及社会生活。 　

灾难性的小型改革

　

除了导致波兰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外，还需要指出一个直接的因素——小型改革的灾难性后果，以及自八〇年夏天以来缺乏有条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导致这些小型改革的是事件的连锁反应——官僚对事件失去控制，官僚不愿成立“新的管理体制”，以及他们想以匮乏和饥饿（即经济破坏）来阻塞波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兴起。 八〇年夏天罢工以后政权采取的步骤，反映了经济上完全的紊乱性。一方面，工农的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原料、零件、半制成品的入口却大幅度削减，原因是出口（尤其是煤）下跌，引致硬通货的短缺，以及西方借贷者不愿给予更多贷款。（11）入口减少，导致生产下降。最终结果便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供求之间差距扩大，导致市场近乎崩溃，通货膨胀威胁估计为一万亿兹罗提。 投机和囤积大规模发展（半官方资料估计生产出来的肉类有三成在“并行”市场上出售）。这就在某程度破坏了公平分配制度的可能性。由于政府宣布会从八二年一月二日开始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价格会有“真正”的上升，因此私营农场和国家企业都囤积起“隐藏了”的存货，将现今的产品不运去市场，以待预算的价格上升时可牟利。（通过商店外的输候长长以削弱团结工会的愿望，固然是官僚的计谋的一部份，这里就不止是经济考虑了。） 而且，零件的缺乏（有时它们并不昂贵），（12）本身已足以引致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下降，例如煤矿业和电力工业，它们对整个经济又产生反响。这些影响本身解释了八一年生产大量下降的重要因素。生产大量下降，尽管当年收成很好，谷类、薯仔和糖比七九和八〇年还多。 八〇至八一年不协调的“小型改革”的后果，与结构危机的恶果相结合，造成了今日折磨着波兰的经济灾难。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灾难（它只是暂时性的）产生的背景。今日的波兰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是全球第十位的重要工业出产国。它有一个发展了的工业内部结构，有一个欧洲最富裕农业经济之一的潜能，有一个比起战前或战后初期更为人数多、受良好教育、有高度技能的工人阶级。这些重大的优点，可帮助波兰走向危机的解决及走向社会主义——只要经济和社会清除了官僚渣滓。 　

镇压的意义

　 在八一年十一月，经过多月来的犹豫不决、踌躇、谈判和试图妥协，官僚层突然指出了它想以怎样的一般改革来取代“小型改革”。 虽然形式上“自治”方案被维持，但这些方案的内容被抽空，因为原料和半制成品将会以中央当局订定的价格由中央配给和分配。 在宣布这些措施之时，经济改革国务次官沙道斯基教授说，可兑换的货币的缺乏，令任何其他种类的改革都无法实行，要达到“价格真理”需要“许多年”。（13） 这些声明对工会份子和“开放”的技术官僚来说是一盘冷水。它们显示会维持极度的官僚集中化（因为民主集中化的自治,受到整个官僚层的猛烈排斥）。 这个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在八二年一月初由政府明显表达了。政府宣布必需货品及服务的价格增加三至四倍，将兹罗提大量贬值，同时将基本工资及家庭津贴轻微增加，做特别粗重工作的人也微增津贴。（14） 这个做法目的是提高官方价格以令它们与黑市价格相等，由此消灭黑市。有了这个新的价格——工资关系，波兰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下降至与南非黑人矿工相等的水平，即每月一百八十至二百美元的购买力。 生活水平的下降幅度当然会较小，因为要考虑到大部份工人阶级家庭每月赚取二、三份工资。而且，在过去三十年来，工人阶级家庭已大规模地累积了家庭用品。 我们不应只看经济物质的后果和低估官僚层所面对的政治挑战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可以同时指出，这些措施帮助解释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镇压的意义。（15）明显地，当独立工会运动和活跃的工人阶级存在之时，是无法宣布这些价格巨额上升，更不用说实施它们对。（到现在它们还未实行） 比以前什么时候都清楚的是，两难困境以所有威力仍然存在。或是官僚独裁阻塞着波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或是工人政权清理前进的道路和解决危机。 　

（励思译自《国际观点》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大工业

一是社会没有创造力.波兰年轻人都跑了,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时期打下的,现在也落后了.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波兰社会的创造力全吸尽了. 二是社会制度有问题.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天天都在斗争,争吵,哪象做事的样子.一个欧洲杯都办得乱象横流. 三是太自私.一个自私至上的社会,是只有个人的发展,而无社会进步的. 波兰的经济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文化价值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说世界未乱,波兰先乱.世界已安,波兰未安. 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确实是不幸.也不知上帝当初为什么将这么好的一平土地给了波兰人?

l.l.xiong

恩！三针都见血:tk_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