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纪事

指路人

夏至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笼罩在黑色的夜空之下。从南方的喀尔巴阡山吹来的凉风里带着刚刚绽放的槭树花的甜香，长眠着史上多位波兰国王的瓦韦尔大教堂一片沉寂。午夜已过，年轻的男女在酒吧中嬉笑玩乐，流连不归。这个城市通常有凌晨过后禁止喧哗的规定，但纵使是法律，也要为当地斯拉夫人古老的“花环节”传统开出特例。在古代的这一天，青年女子会将花环放入溪流，在花环靠岸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情郎，然后携手步入森林寻找“蕨花”。与东欧的许多民间说法一样，这个故事明显带有性的意蕴，因为稍微了解植物学的人都知道，蕨类植物是没有花的。 克拉科夫广场夜色 走过安杰依·瓦依达导演等波兰文化界名人时常光顾的一条咖啡街，踏入宽敞的主干道，可以看到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老旧的苏式吉普车。吉普车旁边有两位老人在炭火上烤着一串串的香肠，而顾客也在周围云集，品尝七兹罗提的美味。他们的香肠有独特的配料，加上一种只在计划经济时代供应、早已在其他地方绝迹的独特的汽水，足以令人用味蕾来感受时光的倒流。有的外来访客会在波兰努力搜求，试图寻找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20年前的模样，却始终难觅踪迹，而也许惟有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摊，才能一睹波兰的过往。 这样的场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意味，也绝不只是老年人的怀旧聚会。它仅仅代表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追忆，就像一些中国人喜欢在汽车里挂上毛泽东的画像，并不代表他们想回到革命时代一样。也有成群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把烤肠和面包放在车顶上，围拢在一起大快朵颐，高声谈论刚刚结束的足球比赛，然后四散分开，开车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他们喜欢加大油门在柏油路上疾行，发出风驰电掣般的响声，而一切又随着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沉寂，包括这个孤岛一般的旧日象征。 如果在克拉科夫无法窥见更多波兰过去的景象，也许可以来到维斯瓦河的入海口格但斯克市。在格但斯克海岸的一处突出位置上，立着一座25米高的纪念碑，那刚好是1939年8月末德国战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发射的炮弹击中的地方，也是二战正式开始的地点，而在今天的纪念碑上，铭刻着“永不再战”的字样。港口周围有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中世纪的船坞、几百年前德国人修建的哥特式教堂，风景如绘，游人如织。但带领我们参观的格但斯克港负责人，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吸引外国投资来开发这个海港，以使之足以与日德兰半岛以东的鹿特丹、汉堡等城市竞争。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一些中国港口新建的吞吐量极大的集装箱码头，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也从心底里感到钦佩。 在格但斯克港的市场经理指着前方一处绿草如茵的海岸，表示希望能有中国的投资者前来这里修建装卸码头时，船的左舷方向出现了一片灰红色的破旧砖墙，大约有4米高，一些墙壁上胡乱地画着各种样式的涂鸦，墙后面是看起来比较陈旧的设备，以及脚手架上光着膀子工作的工人。我们的波兰领队似乎一开始并不准备介绍这个地方，但看到记者疑惑的神情，才匆忙地提了一句，“噢，这里就是格但斯克造船厂”，接下来又继续谈有关投资与商业的话题。而在此时，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1980年8月14日的那一天，37岁的列赫·瓦文萨是从哪里翻越砖墙进入这个造船厂的——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列宁造船厂”。 二 显然，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因食物涨价而怒火中烧的造船工人发现，这位翻墙而入的人是位不可多得的领袖，聪明睿智，能言善辩。于是十几天后，这位农民家庭出身的电工已经在领导一个工人委员会，同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当局展开谈判，并在年底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年度人物，其领导成立的波兰团结工会被列为当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成为历史绝大讽刺的是，作为苏联-东欧阵营里首个不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声威日盛，并迫使波兰政府承认了这些无产者的罢工权。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作为东欧首先树起民主旗帜的草根人物，瓦文萨绝对可以跻身波兰历史上无数为自由奋战的英雄人物的行列。事实上，格但斯克市政府分发的一份团结工会的宣传手册，正是将1980年团结工会的组建，而非更为著名的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东欧民主变革的分水岭性事件。 但与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影响如此重大的一位历史人物的看法，总免不了众说纷纭。普通的波兰人似乎对瓦文萨有十分简短的评价，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喜欢以诸如“改革者”、“不甚称职的前总统”、“作家”这样的标签一笔带过，而不是做更细致的评断。瓦文萨的遗产似乎是短暂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开拓性的人物，而不是构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筑师。在1995年败于前共产党人克瓦希涅夫斯基之后，2000年企图东山再起的瓦文萨只获得了1％的选票。当然，他大失众望的原因在于执政期间遭遇的经济困难，以及这个人强悍、固执、不顾民情的对抗性作风。在他之后，波兰的政治道路是由竞争性的民主主导的，虽然变动丛生，但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与道路。 在今天讨论瓦文萨的成就时，似乎也有一点不可不察。瓦文萨对波兰的期望与他的政治策略依赖于一场和平的改良，以对话而非暴力的形式化解最为复杂的纷争。毫无疑问，在严格的斯大林式体制之下，这是一条凶多吉少的道路。而事实是，当年貌似团结一心的“华沙条约组织”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阵营，而波兰与作为组织中枢的苏联，在大多数的时间是貌合神离的。波兰具备俄式体制的形式，在精神上却与之大为迥异。从哥穆尔卡到雅鲁泽尔斯基，作为波兰领导人的共产主义者表面上惟莫斯科马首是瞻，其实却更多掺杂了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自行其事。而且社会主义时代的波兰领导人似乎从来不是充满威势的，为追求权力、个人私欲或虚幻的荣耀，而强行按自己的意愿折磨整个国家——例如实施“大清洗”的斯大林，以及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例。 可以猜测，哥穆尔卡也许是上一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波兰人之一，而这是得益于毛泽东著作中对这个名字的反复提及——作为倡导 “大民主”的危险代表。而在波兰，我们惟一一次听到人们谈及哥穆尔卡，是在他们描述一种住房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波兰人口剧增，这位总书记主持修建了一种设备简单、却能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有些类似于威廉·莱维特在二战后美国的繁荣时代为下层大量修建的廉价公寓。如今弗罗茨瓦夫市的居民仍将这样的房子称作哥穆尔卡式建筑。而其他关于哥穆尔卡的事情，许多波兰人或许已经遗忘了。虽说作为当年东欧各国少有的敢于与斯大林公开唱反调的改革派人物，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备受波兰人拥戴，但在1970年主持调高粮价后，公众的抗议迫使他辞职。继任的盖莱克在十年后步他的后尘，原因同样是物价上涨引发的不满。 曾推行适度政治改革、拒绝采取苏式农业集体化的哥穆尔卡，希望波兰能在经济表现上超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人们并未将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而是与正在经历二战后30个“丰饶年”的西欧与美国相比，其结果必定令波兰人倍感沮丧。盖莱克同样试图以平等、互助、勤奋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构建波兰经济，也同样失败了。但对波兰而言，也许幸运的是，这两位领导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地位构建于相对的民意基础之上，而非依靠赤裸裸的强力来维持对政权的把持。 就连在1981年宣布实施军管、镇压“团结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是以防范苏联的武装干预作为如此行动的理由，而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东欧局势缓和后，直接参与了构建民主波兰的圆桌会议。1968年，身为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曾出兵参与华约组织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但根据传言，他也曾说过“波兰军人不向波兰工人开枪”这样的话。这不是说20世纪后半叶的波兰没有染上血色的印记，但与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相比，这一色彩要淡得多。 作为对那些流血的铭记，为1970年抗议事件中遇难工人修建的纪念碑，已经矗立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入口处。但如今，作为变革开启标志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由于旧体制留下的效率低下的痼疾，却濒于被这场进程所释放的资本主义洪流所淹没。那里的工人曾向往脱离俄国的掌控，融入欧洲，而现在他们却派出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力劝欧盟官员不要再逼迫他们为之工作的工厂。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兰，被裁定为对格但斯克造船厂的政府补贴违反了欧盟竞争法。这使造船厂陷于破产或被迫关闭的绝境，而现已专职写作的瓦文萨也对欧盟的做法发出了他的谴责。 但瓦文萨自己也在遭受旧时代阴影的困扰。稍稍留意一下波兰的媒体便会发现，他留着花白髭须的照片再度登上了报纸的头版，而作为事情原委的那桩可疑事件，在波兰人酒馆闲谈絮语中也时常会听到。有人指责瓦文萨曾为前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门服务，以“博莱克”的代号充当告密者，出卖过20多位工人。瓦文萨力陈自己清白无辜，但其实这样的说法在波兰民间流传颇广。也许这样的新闻将迫使史家不再满足于那幅正邪分明的浪漫图画，从而在有关历史责任、惩罚、宽恕与遗忘等等的问题上，做出更深入的探究，给世人以更好的答案。 三 现下，波兰足球队主教练本哈克的头像也出现在许多波兰城市的街头巷尾，那是这位神情坚毅的荷兰人为一家银行做的广告。欧洲足球锦标赛已然落幕，波兰队也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但开赛之前的一次漫画事件，仍然令本哈克愤怒，并在德国引发舆论大哗。一家小报给德国队中场大将巴拉克戴上了普鲁士式的尖顶头盔，并呼吁这位来自荷兰的主帅在足球场上为波兰人再现一场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用中世纪的旧怨来比拟一场现代的体育赛事，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此事恰如历史在当代的一种回响，它提醒波兰人，与邻国之间历来纠葛重重的关系，仍是需要慎重应对的。 德国人更喜欢称那次战役为坦能堡战役，因为这能让他们联想到1914年一战中兴登堡元帅大败俄军、迫使其主将萨姆索诺夫自杀的辉煌战例。而波兰人现在每年所纪念的，是504年前发生在坦能堡附近格伦瓦尔德村的战斗，正如科索沃战役之于塞尔维亚人一样，那对波兰民族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对于其影响最好的描述，无过于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在小说 《十字军骑士》的结尾所写的：“不但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十字军骑士团现在躺在国王的足下，而且那些迄今为止在不幸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像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的整个日耳曼威力，也在这个赎罪的日子里，被波兰人打得土崩瓦解。” 但袭扰斯拉夫人土地的异族洪灾，似乎并未因格伦瓦尔德的胜利而完全退潮。直到今天，仍然能听到喜好谈论地缘政治的波兰人在酒馆里抱怨，这个国家之所以向来命途多舛，主要原因就是未遇芳邻。但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波兰的民族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邻族所定义的。今天的波兰是欧洲信教最为虔诚的国家之一，而如果回溯到十世纪，当时的波兰国王梅什科一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主要就是要避免被日尔曼人以武力强迫改宗。而在雅盖隆王朝的黄金时代终结后，奉行贵族民主制的波兰猛然发现自己身处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这三个专制君主国的包夹之中。波兰人的抵抗是英勇的，而这一点只不过是强化了他们命运的悲剧色彩。在那之后，他们就一次次地目睹自己的国界被强邻踏破，而世界各国政府或是一言不发，或是仅有同情而无实际的救援。 距离克拉科夫50公里远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能反映这一惨痛经历的地点。现在每年有70万人走过它那道埋在铁丝网当中的大门，上面仍然高悬着那句奥威尔式的标语 “劳动使人自由”。当然它所代表的要比奥威尔的小说更为恐怖——真正使100多万无辜生灵在这里获得法西斯所说的“自由”的，是毒气室、焚尸炉、饥饿、药物注射、人体医学实验、强迫劳动和枪决。90％的死者是生活在欧洲各地、被运输到一起的犹太人，但奥斯维辛所代表的既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对波兰的残害。1947年处死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胡斯的绞刑架孤零零地立在焚尸炉的门前，但在他及其爪牙手中遇害的人，绝大多数的名姓都已湮没。纪念馆以一种单调的方式展示一堆堆死者遗留下来的锅碗瓢盆、衣物、拖鞋、行李箱以及堆积如山的用以编织地毯的人头发。没有人向你说教，你只需注视着一个标有白色字样 “路德维希·克莱门特1898”的箱子，想象它曾经有一位什么样的主人，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心中恻然。 同样的纪念方式可见于波兰的各个地方。华沙老城区的一处墙壁留下了二战中德军处死波兰起义者时留下的弹洞。在这个曾流淌鲜血的地方，每天有无数的行人匆匆走过，或驻足观看，给以无言的纪念。在不远处的1944年华沙起义纪念馆，同样是把原始的照片、记录当年战火的黑白影片、起义者简陋的枪炮与军装和真实的史料提供给观众，绝无任何宣讲与说教，也无所避讳——它讲述战争中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庇护，也讲述一些恶徒对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敲诈。但前者是大多数：以色列政府颁发的二战中援救犹太人的 “国际正义人士”奖章，为数最多的获得者便是波兰人。 有关1944年华沙起义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波兰人，苏维埃时代的政府曾把它称为浪漫主义的、愚鲁的冒险行为，而1989年后的波兰人则很多倾向于认定当年逼近华沙的苏军故意见死不救，坐视德军消灭起义者，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将华沙老城夷为平地。两个强大的邻国仍然将波兰置于夹缝之中吗？这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吗？对此波兰人似乎不愿直接回答，正如普通中国人也无法对其一些强大的邻国做出断然的评估一样。但在俄罗斯和德国准备修建一条贯通两国的输气管道时，波兰的一位高官仍满怀怨愤地把这样的做法与二战前夕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相提并论。那么，波兰应该坚定地与美国走在一起吗？回答依然是不确定的。不仅伊拉克战争带来了普遍的反感，美国在波兰设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也引发了抗议，当地的媒体警告说，不要做大国纷争的马前卒。 四 但在波兰另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情是，如果你问及自1989年民主转型或是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人们的生活是否改善了，对方一般不会立刻做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一位刚从纽约归来、自称爱国主义者的女士表示，80％-90％的人持肯定的回答，但问题是坐在她旁边一位长期居住在德国的男子，却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一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士使用了“所谓的自由”这个有点愤世嫉俗的说法，而一位笃信宗教的男子则对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商业广告和年轻人沉迷于物质享受的倾向感到担忧。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经济增长、出国旅行的便利、欧盟提供的援助似乎是令人乐观的因素，但人们仍然在担忧大量国民向西欧的迁移、福利以及可能会收费的大学教育。但无论如何，对当今波兰的犹疑甚至否定，并不代表对旧日波兰的肯定。 一位在波兰居住了十多年的俄罗斯移民则表达了一种文化方面的担忧，那就是日渐向西方文明倾斜的波兰，不应该丢弃构成它历史一部分的东方文明。但这样的担心也许是有所夸大的。民主制的传统、宗教源流、欧洲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中为自由奋战的波兰英雄，都牢固地将波兰置于西方的范畴之下，而如前所述，这种西方的范畴甚至影响了波兰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其以一种较为温和的面貌呈现。 站在华沙科学文化宫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广场上跳着花哨的街舞，远处有时髦的大厦，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这是世界各地皆可见到的情景。但维斯瓦河缓缓北流，古老的尖顶教堂和纪念碑上留下夕阳残照，祷告的歌声回荡在华沙古城，与那些现代性的因素相比，它们是一种更为凝重的存在，仿佛前者不过是一些躁动的孩童，接受一种有如父爱的庇翼。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方向的迷失而产生的惶惑、迷惘、飘蓬无定的感觉，在波兰——至少是在这个高213米的观景台上——是全然不存在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刘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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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由于方向的迷失,产生了惶惑、迷惘、飘蓬无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