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中蒙局局长杜大卫:中国农村人口降到3亿最好

沿着秦淮河边走

近日，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东亚复兴》结书出版，阐述和分析了近10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阻力到底在哪里？世行中蒙局局长杜大卫先生特别就这一话题接受了采访。 《华夏时报》：过去10年，也就是自东亚经济危机后，东亚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GDP翻番，贫困人口大幅下降，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杜大卫：《东亚复兴》中给出了很多分析，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方面，一是贸易一体化的作用，二就是创新的作用，三是增加回报或者说增加利润。 就中国而言，继续鼓励在区域和国际层次上的贸易自由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另外，中国已经开始向知识型、创新型经济转型，为此必须加快产权保护和风险资本的发展。 中国会有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要使这个转移顺利，就必须在农村提高基础卫生和教育的质量，这样的话，这些未来的城市人口一开始就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华夏时报》：贸易一体化以及创新的好处，目前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你所说的增加回报或增加利润，应该如何理解？ 杜大卫：我们都知道，如果很多经济活动聚集在一起的话，能够增加回报。比如说，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倍，在中国这种差距也许还不止3倍。 中国要缩小这种收入差距，一条必须走的道路，就是允许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许你并没有认识到，事实上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东亚国家，这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 一个农村人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农业产出并不会因此而大量减少，但是他去了城市工作，城市的产出却会因为他的增加而有比较显著的增长。 《华夏时报》：我的理解是城市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而且这一过程还将继续，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杜大卫：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是城乡差距和环境保护，这两个挑战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方面的挑战主要和城市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快速的城市化引发了能源效率低下和空气质量差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中国来说，必须改善城市环境，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发展势头。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未来转移到城市，这些城市也要提高自己的宜居性，才能够使城市人口的收入不断增长。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农村人口都会搬到城市去，关键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应该降低到3亿还是5亿，或者是6亿。我个人认为，降到3亿会更好，因为3亿农村人口一方面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另外一方面，相比起五六亿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收入也会更高。 《华夏时报》：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渐进的好还是一步到位的好？ 杜大卫：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中国汇改一步到位，投资者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预测还有更大的调整，如果持有这种态度，会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也有可能投资者认为，这种大规模调整只此一次，这样热钱可能就会离开。 但投资者到底会以何种的态度反应？谁都不知道，只有在真的一步到位改革汇率之后，你才会知道投资者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个人认为，渐进式汇率改革风险比较小一些。但是渐进式改革同样有风险，如果投资者知道你要采取渐进式汇率改革，就会吸引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汇率的改革会采取哪一条道路，是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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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去年刚因“女友门”事件下台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维茨(Paul Wol- fowitz)的原来身份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世界银行集团包括： IBRD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DA 国际开发协会 IFC 国际金融公司 MIGA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ICSID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以下转摘自南方网《世界银行：美国化和政治化》 一般意义上的世界银行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 世界银行是按公司模式经营的，股东是成员国。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股份是按其经济规模确定。美国是最大的单一股东，拥有16.41%的投票权；其次是日本(7.87%)、德国(4.49%)、英国(4.31%)和法国(4.31%)。 长期以来，世行行长由最大股东国(即美国)的国民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世行行长主持董事会会议，并负责世行的全面管理。世界银行行长依照职权也是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总裁、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董事长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前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组织基础。然而，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这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也一直不是纯经济的，事实上，它们是美国主导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政治工具。在世界银行，美国有16.4%的投票权，并且对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六十年来，世行有这样一条传统，即行长由美国公民担任。而作为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国家人士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