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万岁，猪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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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及其党羽在德国的上台，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犹太民族进行的种族清洗，则是其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中，鲁道夫·赫尔佐克用很大篇幅记录了那段恐怖而又疯狂的历史，用无数触目惊心的黑色幽默揭露了纳粹政权的残暴本性。 　　——编者 　　 　　１．荒谬的反犹政策 　　 　　纳粹掌权后头几个月实施的强制措施和谋杀，其目的是将前进路上的政治对手清除掉。法西斯的体系愈是巩固，纳粹分子就愈感到有把握对付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公民的力量，毁灭性的暴力也就愈转向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此后不久，德国的犹太人便陷入纳粹迫害的中心。 　　这个时期的笑话，大量反映了专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反犹行动。虽然人们对冲锋队的暴行感到惊恐，但对于这种行动的荒谬性还是十分清楚的： 　　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的商店前面，“警告”路过的行人不要进入商店。一位妇女想进入一间针织品商店，岗哨挡住她，说：“不要进去！这是犹太人的商店！”“怎么了？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岗哨推开她：“谁都可以这么讲！”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表明：纳粹妄图将已经融入社会的犹太人从德国彻底清除出去。于是，这群相当少的人，由于国家的缘故成了深深积聚在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仇恨的发泄对象。他们被官方莫须有地强加罪名，说成是所有弊端的替罪羊，但实际上许多乡村地区根本就没有犹太人。下面这则笑话就涉及到这种情况： 　　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１９３５年４月７日公布的《重建职业官员制度法》，则是反犹太人法规的开端。这项法律规定，“非雅利安血统的官员”必须退休。不久，这种“血统证明”便扩大到其他职业：公证员，接生婆，药剂师……所有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证明他们的血统足够“纯洁”。再后来，申请贷款，甚至获取运动奖章都需要这张荒唐的证明。逗留在国内的犹太人只能借助一种身处困境，而装扮成轻松样子的幽默来面对这种种不幸： 　　有一个犹太孩子，在学校里不得不听老师咒骂犹太人，回到家里，胆怯地问父母：“妈妈，你们能不能把我调换给别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刁难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残酷无情：犹太人既不能在公园的板凳上坐，也不能上电影院，甚至养金丝鸟也不允许。受迫害者中有许多人看到形势不妙，流亡到国外。他们留下来的财产，被拍卖给心怀谢意的“雅利安人”——按照最低的价格，而且对财产的主人没有任何补偿。民众争先恐后地参加拍卖会，渴望找到便宜货。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不仅失去他们的财产，而且很快就面临性命危险。尽管这样，纳粹的受害者也仍然用笑话来叙述他们的困境：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莱维与希尔施偶然相遇，熟人相见自然格外高兴。 　　“你好！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亚历山大港有一间象牙雕刻店，为了减低原材料的成本，我自己在这里射杀大象。你呢？” 　　“跟你相似，我在塞得港生产鳄鱼皮制品，在这里捕杀鳄鱼。” 　　“我们的朋友西蒙现在情况怎样？” 　　“啊，他成了真正的冒险者，留在柏林了！” 　　 　　２．“你的假眼显得特别温柔” 　　 　　第三帝国最黑暗的一幕在战争的阴影中开始了。希特勒想用暴力把他的人民从所谓的“害虫”和“寄生虫”中解放出来。他委任最有能力的组织者海因利希·希姆莱从事这项任务。这个党卫队头子自称是巩固德国民族精神的帝国警察长。听起来不可思议也很不合时宜的是：人们对这些有组织的杀戮还编造了不少幽默故事和笑料。编造者自然是那些与此事有关系的德国人，也有一些是犹太人，后者想通过极端的、异常激烈的幽默来互相鼓励，增加勇气。这类幽默居然也被保存下来了，并被那些少数经历屠杀行动的劫后余生者传诵着。作家马奈思·斯贝倍尔就记录下了一个非常极端而异常悲惨的幽默故事： 　　一个犹太村落里不断发生令人发指的袭击和集体枪杀。有一个人来到邻村，向人们诉说他们的遭遇。有人问他：“你们当时做了什么？”他回答道：“最后那次我们祈祷了，不仅仅是７５篇旧约诗，而是所有１５０篇。我们还像在和解日那天一样进行了斋戒。”“对。”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能任人宰割，要反抗，要自卫。” 　　这个故事表达的是流传甚广的看法，就是犹太人像羔羊一样听任别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当然，其中并没有包含责怪的意思。正是这种不通世故、和平主义的禀性，在一个充满越来越多血腥的大环境中使得犹太民族变得更加可爱。另一个出自萨尔西亚·莱特曼幽默笑话集的幽默同样是以战争后方的大杀戮为题材的： 　　犹太人都面临盖世太保们的枪杀，执行此任务的党卫队指挥官突然来了兴致。他朝一个犹太人走去，对他说：“喂！你看起来真有点像我们雅利安人。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听着，我的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然而它做得很逼真，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如果你一下子就能猜出我的哪只眼睛是假眼，我马上就放了你！”那个犹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左眼！”“你怎么认出来的？”“很简单，因为那只眼睛显得特别温柔。” 　　对于犹太人来说，比一切种族歧视更可怕的是担心被遣送到东部去。这个措施是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执行的。这种用运牲畜的货车运送犹太人的做法被官方称为“迁移”，有时又被玩世不恭地冠以“搬家”之名。这些被迁移的人没有一个人最后能返回故里，然而他们家乡的德国人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装着没有看见。犹太人对自己的这种遭遇感到万分痛苦，正像下面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那样： 　　犹太人有多少种？答案是两种：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之间如何区别？悲观的犹太人早就流亡海外了，而乐观的犹太人却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３．死亡集中营里的绝望幽默 　　螺丝被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紧，没有可能逃跑。因为通往自由的出国之路从战争一开始就彻底关闭了，落入纳粹魔掌的人们的绝望之情只能在幽默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 　　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有一位犹太人到维也纳的一家旅行社去咨询移民出国的可能性。旅行社职员的面前有一个地球仪，他用食指指着地球仪，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说：“移民巴勒斯坦之路已被切断，去美国的额度已满，获得英国的签证则比上天还难，而到中国、巴拉圭和巴西都需要经济担保。波兰甚至不允许波兰自己的犹太人重回波兰……” 　　这个犹太人听了职员的话后，绝望地指着地球仪问：“除了这个地球仪，难道你们其它什么都没有了吗？” 　　在拥挤不堪的强制居住区居住的犹太人只能听任肆虐者摆布，毫无抵抗能力。通往自由的道路完全被切断了，只有很少人能逃脱越来越疯狂杀戮的国家暴力。而在逃亡过程中，只有少得可怜的所谓“同志”给他们提供了实际的帮助。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仓促逃跑的、急需帮助的犹太人都会遭到拒绝。一旦被希姆莱的喽啰抓住，他们很快就会被送往一列装运牲畜的货车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旅行的目的地一开始就是奥斯维辛。那个地方每天最多可杀死一万人。 　　尽管刽子手们想尽办法掩人耳目，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杀戮行动在德国人民面前实在是无法隐瞒的。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可怕的灭绝行动，因为能够了解一件事的人只能是想要了解这件事的人。多数德国人选择捂住耳朵，蒙着眼睛，闭上嘴巴，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以大众的名义制造出来的痛苦。所有人都说，他们甚至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然而那时，无论是在奥斯维辛，还是在那些德国小城镇附近火葬场的烟囱里日夜都冒着焚尸的浓烟。 　　谁想要看到那些恐怖的景象，他就有无数的机会看到，甚至就在自己的家门口。那些信息，那些可怕的具体细节，在公众面前根本无法充分地藏匿。甚至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都知道法西斯集中营的毒气室，正如下面这个可怕的幽默故事所指出的那样： 　　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恩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人们谴责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纳粹的帮凶）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对方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两位教授闻讯后小心翼翼地问道：“是你们提供煤气，还是由我们来办？” 　　这类黑色幽默绝不是少数。人们从柏林的爵士音乐家可克·苏曼（他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那儿听说，在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经常相互讲述很多可怕的幽默笑话，以调剂心情，相互鼓励。我本人从一个被抓到魏斯特尔博尔克集中营的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信中也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 　　（：：节选自《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