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就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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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康拉德（１８５７－１９２４）出生在俄国专制统治下的[wiki]波兰[/wiki]，父亲因参加波兰复国运动遭到迫害，幼年的他随父母前往流放地——俄罗斯的沃洛格达生活，１１岁成了孤儿，１６岁离开家乡到法国、英国等地自谋生路，１８８６年加入英国籍，定居在肯特郡。他的一生饱受国破家亡、精神漂泊之苦，也深得多元文化浸润之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他性格中的敏感性、叛逆性和人道思想，他对欧洲文明面纱下隐藏的野心和潜在的危险有深刻的认识，思想的困惑和理性的反思交织在一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同英国与回归波兰的困境 　　康拉德一生都处于认同英国或回归波兰的文化困境之中。历史上的波兰命运多舛，饱受西方列强瓜分的痛苦，它本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１７９５年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切割成三块，此后一百多年里，波兰民族历史延续性被剥夺，宗教和语言受到压制，如康拉德所说，从十八世纪开始波兰就只存在于一种共同的幻想之中，成了一个地理名称和精神实体的代名词，事实上“波兰与西方列强属于同一文明类型，这种文明也是波兰文化的惟一基础，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必须承认他们与波兰在道德和精神上的亲密关系”①然而瓜分者为了逃避罪责，视波兰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劣等民族，波兰从此与西方隔绝，整个民族沦陷并开始了漫长的精神流亡历史，为此康拉德的父亲为儿子写下了《洗礼诗》，他慨叹不已： 　　洗礼诗 　　亲爱的孩子，要告诫你自己 　　你没有土地，没有被爱的权利 　　你没有祖国，也没有同胞兄弟 　　因为你的母亲——波兰她身陷墓地。②（—— 笔者译） 　　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困境，激起康拉德对欧洲侵略战争的厌恶，也强化了康拉德内心的民族感情，“代表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的波兰主义” 已根置于他的灵魂深处 。但是，由于长期漂泊异乡，疏远了波兰的现实生活，康拉德不断受到人们误解，波兰文人指责他的双重国籍，认为他放弃母语用英语写作是对波兰的“叛逆、不忠诚和逃避”③针对这些批评，康拉德多年后写文章申诉：我没有否定我的国籍，谁都清楚我是一个波兰人，以“Ｃｏｎｒａｄ”为笔名发表作品只是为了让外国人更容易接受而已，因为“考泽尼奥斯基”这个名字很难被英国人认同，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祖国的不忠诚。之后康拉德逐渐被波兰所了解，１８９７年小说《海隅逐客》第一次在Ｗａｒｓａｗ杂志上被翻译成波兰语，并受到当时波兰作家的好评，康拉德很快回信：“尊敬的先生，当我读了您——最伟大的文学家的评论时——它来自我的祖国，我承认，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在此我们能感受到一个文化漂泊者寻求文化认同，希望与祖国保持精神联系的赤子情怀。尽管康拉德远离祖国，却默默关注着波兰民族的命运，在《波兰问题摘记》（１９１６）《瓜分的罪行》（１９１９）等文章中他谴责了欧洲的霸权政治带给波兰的灾难，也通过仅有的一部以波兰为背景的小说《罗曼亲王》（１９２５），从历史角度探讨波兰民族性格和自由精神。根据康拉德妻子杰西的回忆，作家晚年流露出强烈的思乡之情，这也是１９１４年他携妻儿冒着战争危险，回到被奥地利占领的家乡——[wiki]克拉科夫[/wiki]的动因，《重返波兰》（１９１５）打开了康拉德尘封多年的情感，他一心想让儿子了解自己的童年和故乡，然而“看着我这个灰白头发的外国人正用一种奇怪的口音，对他斜靠着的那个年轻人大发议论”④当地警察却视康拉德父子为异乡人，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落的幽灵在重游夜间世界，找不到重返家园的路。 　　对康拉德来说回归波兰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已，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寻求英国社会的身份认同，“它对我很重要，不是作为一种可继承的财产，而是一种获得，也是征服。” 然而 更令人失望的是英国当局对他也存有戒心，１９１２年５月号《英国评论》上发表了康拉德的文章《有感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指责史密斯议员在调查“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失职和当时新闻报道的失真，“我因此受到言辞激烈的责备”，他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人“虽然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此时此地还不适合表达我的看法”，他为自己不被真正接受而倍感委屈，作为一位有良知的波兰贵族后裔，他对英国文明社会存在的弊端及造成的人类的悲剧不吐不快，他在《吉姆爷》中通过“我这位爱国的弗兰茨或斯德丁的澳大利亚人”之口表达了对英国的不满和失望，“你们英国人都是混蛋……你们英国人一向拿那种事他妈的大惊小怪—— 任何一点小事都大做文章，因为我不是生在你们那个该死的国家。把我的证书拿去好了。拿去。我才不要这证书呢。像我这样的人用不着你们那没用的证书。我啐它” 这种文化身份的不确定像无形的羁绊缠绕着康拉德，他游离于波兰和英国之间，找不到自己的确切位置，就如他在《胜利》（１９１５）中所描述的境况“我们存在于这个时代，就像住在一间华丽却不安静的旅店中的困惑的旅行者。”他的一生总在漂泊中扮演“外国人”的敏感角色，“我身上最好的标志就是陌生人。是一个在这些人中存在的，活动着的，享受着或者忍受着他们莫名其妙的感情的精神世界中完全陌生的人。”⑨与他交往甚密的合伙人和赞助商也发现“康拉德非常怪异，我感觉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⑩这种陌生感和无法完全英国化的边缘位置使得康拉德始终被排斥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于是他退回书斋靠写作走出文化困境，释放自己的焦虑情绪，并通过具有叛逆色彩的叙述揭示欧洲文明社会的矛盾与缺失，尤其是对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的理性反思，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第二，“死亡与贸易在欢乐地跳舞” 　　被殖民政策卷入海外贸易之中的康拉德曾随英法商船队在各殖民地往来，多年的航海经历和１８９５年的刚果之行，使他对贸易的实质和帝国的真相有着清醒认识，波兰民族特有的道德意识使他反感荷兰在东印度的统治，也厌恶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同时对大英帝国的殖民意识深感忧虑。十八世纪以来部分英国文学充当了海外扩张宣传的工具，在《鲁宾逊漂流记》、《金银岛》所讲述的故事中，把海盗式的掠夺美化成英雄冒险所成就的伟业，人们相信只要前往殖民地敢于冒险就能得到发财的机会，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英的帝国意识在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 刺激下迅速膨胀，维多利亚女王曾梦想把整个地球踩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其野心主要也在于扩大贸易场所获取财富。 　　 康拉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一系列异域小说，有别于为帝国歌功颂德的作家吉卜林的是，他理性地为殖民政策降温，通过文本叙事证明了欧洲人打着贸易旗帜、干着掠夺他人财富的勾当的同时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殖民地并非乐土一块，在那里“死亡和贸易在欢快地跳舞”。[11]他笔下的欧洲殖民者一厢情愿地认为，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站，“就像是设在大路边指向美好前景的灯塔，它们当然是贸易中心，但同时还应负起增进人道主义、改善生活和施行教化的责任来。”[12]事实是，他们打算在海外建立一个个由他们统治的王国，通过贸易从那里赚来数不清的钞票，尤其在非洲那块土地上，“‘象牙’这个词在空气中，在人的耳语和叹息中震响，你简直觉得他们是在向它祈祷。那里到处都可以闻到一种愚蠢的贪婪的气息，完全像从尸体上发出的臭味”。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忍受疲劳、饥饿、寒冷和杀戮，直到他们可怕的苦役——这种苦役简直可以成为但丁《地狱篇》中的一种刑罚——使他们从充满勇气到愤怒、失望，直至陷入彻底绝望的漫漫长夜”[13]小说《黑暗深处》借马洛（或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探讨殖民者在非洲大陆的恐怖经验，再现了大屠杀的画面，带有理想色彩的马洛悲哀地意识到“我一直努力追求的一件东西原来是虚无缥缈的”。 　　《文明路上先锋站》（１８９８）也打破了殖民者到海外建功立业的神话。“宏大商贸公司” 委派凯亦茨和卡利尔做贸易站的代理人，为他俩提供了一个赚取交易手续费的“良机”，他俩找到几张旧的国内报纸，“报上用夸张的语言讨论自鸣得意的‘我们的殖民扩张’，大谈文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从事推广文明的工作的神圣意义，歌颂那些文明使者的功绩——环游四海，将光明、信仰和商贸带到世界的蒙昧之地”[14]他们陶醉在帝国的政治宣传之中，惊叹之余更感到自己的了不起，还想像着１００年以后，年轻人会读到这样的记录“凯亦茨和卡利尔这两条好汉就是曾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的第一代文明人”，不幸的是他们被文明世界所遗弃，在孤独、恐惧的等待中精神彻底崩溃，凯亦茨开枪打死卡利尔，然后戏剧性地吊死在贸易站创始者墓地的十字架上，荒蛮的非洲丛林成了白人的葬身之地。康拉德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远征探险队历史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对欧洲人所追求的占有、支配、冒险等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他们就象撬开保险柜窃取他人财宝的小偷一样，这种行为的背后决没有任何高尚的宗旨可言。 　　康拉德揭示了被帝国假象和谎言所掩盖的事实真相，那就是西方志在启蒙的综合理性已退化为以追求利益为先的工具理性，白人教化落后民族的意图因此受到扭曲而成为白人剥削其资源的借口，他指出“在物质利益发展过程中不会有和平与安宁。物质利益有自己的法则，自己的公理。但确是建立在权宜之上，是非人性的；没有是非曲直，没有持续性，也没有仅在道德范围内存在的效力。”[15]死亡与贸易的关系让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反思当时有远见的教育家阿诺德的质问：“人若赚得全世界而陪上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 事实证明， 欧洲人“到殖民地去”建功立业只不过是一种帝国幻象而已。 　　第三，科技进步与精神堕落的错位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充满进取活力也充满困惑的时代，如狄更斯所叹：“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 　　１８５１年，伦敦举行了第一个世界博览会，阿尔伯特亲王亲自参加设计了“水晶宫”，里面摆满了发明创造之物，这次活动把欧洲人对科技进步的崇拜心理推向极至， 然而科技发展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信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反对迷信机械、迷信物质，提倡文化和精神价值。康拉德更是直言不讳，在《战争与独裁》（１９０５）中他消解了欧洲人的“水晶宫”情结，指出：“乐观的人道主义者把水晶宫殿的动人景象所引发的关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梦想抬升到了令人欣喜若狂的程度——水晶宫殿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似乎人类怪诞的命运就是为少数雇主的利益生产这些东西——现在这些梦想就像当初突然出现一样迅速消失了。…… 过去人们相信工业和商业竞争的和平性质，现在他们迅速醒悟，不再痴迷。”[16]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精神堕落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人类道德的沦丧是从对机械工具的掌握利用开始的。人类的精神现在明显地非常脆弱，而肉体却如此强壮，以至于人类可以面对任何毁灭性的极度恐惧，却不能抵制使用并不光明正大的杀人工具的诱惑。人类已成为自身可恶的发明物中毒至深的奴隶”[17]物欲已经成了巨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控制着人们的身心。科学技术成了战争的帮凶，各种杀人武器的发明毁灭了人类的生命，水雷，潜水艇等在海战中成了死亡的代名词。康拉德还看到人类对机械操作的商船过于依赖，“一想到这就是人类别出心裁创造的产物，真让人感到一种绝望的恐惧。这些无趣的创造物在海上看起来比在港湾里更丑陋，而且还增加了几分滑稽可笑的色彩，它们身上有着笨拙模仿的痕迹。这是一代性情沉闷、自负、没有品位的工作狂刻意模仿他们高贵的前辈的劣作”[18]作者虽言辞过激，却是真心向往高度的机敏与肌肉力量的结合，而不是在机械商船上靠拉拉杠杆、转转轮子来完成航海事业，他结合自己当水手的经历，认为那些在帆船上搏击风浪的勇敢者才构成一个“更完整的人”（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ａｎ）。 　　康拉德通过“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用实例证明了技术神话的破灭，他认为“泰坦尼克号”被所谓“完美的设计和先进的机械”随随便便地送进了最悲惨、最不可思议的灾难中， １５００多无辜的生命是现代人膜拜物质和机器所付出的代价，它的沉没对人类的自信起了很好的惩戒作用，人们陶醉在技术进步、物质享受的同时忽略了潜在的危险“人们试图逾越自然的法则……他们发明机器，完善技术……在魔汤的迷醉中，人类是如何竭力追求记录、效率与速度的呀！人类是怎样征服自然而沦为技术的奴隶的呀！”[19]，更可悲的是在沉船调查过程中，制造商和官方仍声称“我们是进步的主人”，对事故的原因保持沉默，完全没有感情、信誉或者体面而言，作家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鄙最丑恶的精神堕落的例子。作为一个有良知和道义感的作家康拉德保持了思想的弹性和活力，对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警觉和尽可能的反抗，“别让我们对所谓的进步有浪漫的看法，虽然他们的言行会让你认为他们在从事某种高尚而迷人的事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人类得益”，[20]康拉德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科技昌明与精神衰微的关系，他在《保护远洋邮轮》（１９１４）一文中反思：“我们如此信任物质、技能、创造和科学发明，以至于我们相信有了这些，就能战胜不朽的神明” 事实上西方科技进步及其派生出来的物质文明并未促使人类走向更完美的精神世界，它在经历了朝气蓬勃的发展之后，其人道主义的理想正在萎缩和消失，人类的精神家园正面临失落的危险。 　　基于上述思考， 康拉德无疑是“欧洲文明论”的质疑者，他认为西方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背后存在着缺失，那就是“文明世界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共同的保守原则，这个原则必须足够抽象，可以产生推动作用，又足够实际，可以形成国际行动的号召力来抑制特大的野心”，“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良心，良心会容忍对抽象观念的限制，并以此来对抗物质利益的诱惑”[21]瓜分波兰的战争和海外扩张的野心消解了帝国神话的美丽光环，康拉德认为欧洲“作为暴力派，作为民族仇恨的播种者，作为蒙昧、反动、政治独裁和不公正的直接煽动者”，它的罪恶影响无论怎样夸大都不为过分，欧洲人对科技进步和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会使人的判断力变得迟钝，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焦虑的康拉德给西方文明世界提了个醒：“危险就在欧洲”（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ｉ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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